光绪十五年（1889年）正月，奕劻被授为右宗正。这一年光绪帝大婚，赐给他四团正龙补服，其子载振头品顶戴。

光绪二十年（1894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奕劻被封为庆亲王，权位渐崇，而庸碌无为。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在戊戌政变的关键时刻，奕劻挺身而出，帮了慈禧大忙，封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戊戌政变以后，随之而来的“己亥建储”，奕劻既然支持慈禧将光绪皇帝囚禁于瀛台，自然也不会反对立储。并且奕劻作为神机营的主管，他在己亥建储过程中，对慈禧的支持，显得格外重要。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初春，当义和团波及京师之后，奕劻作为总理衙门大臣，屡次领衔上书，请求朝廷镇压义和团。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之后，慈禧太后带着光绪帝逃往西安，奕劻奉命留京与李鸿章同任全权大臣，负责与各国议和。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代表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后，他仍任总理大臣。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军机大臣荣禄病死，奕劻进入军机处任领班军机大臣，很快又管理财政处、练兵处事务，集内外大权于一身。 奕劻为人贪鄙，与其子载振、大臣那桐卖官鬻爵，被当时的人们讥为“庆那公司”。

光绪三十年（1904年），御史蒋式瑆奏劾奕劻任军机大臣以来，大小官员都去贿赂他，庆亲王府门庭如市，奕劻挥霍异常，但是尚能积蓄起巨款，在英商汇丰银行存入一百二十万两私产。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御史赵启霖再次奏参他为段芝贵谋巡抚职，受贿十万两，其子载振并纳段芝贵所献歌妓杨翠喜。但奕劻因得慈禧太后宠信，两案都不了了之。奕劻初主军机时，袁世凯就用重金笼络，使之成为袁世凯在朝廷中的内援（参见丁未政潮）。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奕劻七十诞辰，大开祝典，成了官员们攀缘交结的好时机，而奕劻更是大肆进财纳贿。各地进献者络绎于道，王府门前车水马龙，列起了长阵。这一次七十寿诞，奕劻所得现金达五十万两白银之多，礼物价值更为百万两白银以上。

宣统三年（1911年），清廷裁撤军机处，奕劻任“皇族内阁”总理大臣。同年十月，武昌起义后，他竭力主张起用被罢黜的袁世凯。不久，袁世凯被起用，入京代他为内阁总理大臣，重新组阁，奕劻改任弼德院总裁。

民国元年（1912年）一月十七日，清廷第一次御前会议，奕劻、溥伦主张自行退位，宣布共和，但溥伟、载泽坚决反对，没有结果。第二天再开御前会议，仍无结果。会后，以良弼为首的宗社党等十余主战派前往庆亲王府邸，围攻奕劻，但奕劻不改主意。二月十二日，宣统帝退位后，家人劝奕劻前往天津避难，奕劻执意不肯。亲家孙宝琦与长子载振强行架起奕劻，“绑架”至轿车，天未亮即出正阳门，赶头班火车奔赴天津。车发北京，奕劻如释重负，卧榻而眠。至天津，奕劻饮食如故。在天津小住一段时日后，听闻袁世凯出任临时大总统，革命风潮已经平息，劫难已过，奕劻终究舍不得北京的一片家业，遂再回北京。一进庆王府，但见满目狼藉，犹如抄家一般。

民国六年（1917年）一月二十九日，奕劻病死于天津租界，时年七十九岁。内务府大臣初拟谥“哲”，按谥号解，知人曰哲。溥仪不同意，亲选四字，让内务府选择，为“谬、丑、幽、厉”。溥仪之父载沣闻此，终觉同为宗室，有所不忍，劝溥仪网开一面。溥仪仍不肯。后在亲贵力争之下，才赐谥“密”字，密者，“追悔前过”之意。当时的民国大总统黎元洪颁令，允许其子载振世袭和硕庆亲王的爵衔。

奕劻的重要的政治举措就是镇压义和团。义和团尚处于萌芽时期，奕劻就是该运动的直接关系者。由于民教冲突日益增多，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总理衙门拟定了教案处分章程。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山东巨野教案发生，奕劻就是和德国公使海靖进行交涉的主要人物。有着多年对外交涉经验的奕劻，认识到了形势的严峻性。二月十九日，奕劻领衔会奏，请严行查禁直隶、山东一带的义和拳会。并提出了“剿团和洋”的主张。奕劻在义和运动时期的活动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力主镇压、韬光养晦和议和谈判。

光绪二十五年（1901年）九月七日，《辛丑条约》正式签字，从和议开始到光绪二十五年（1901年）二月底，奕劻等人主要与各国使节纠缠于所谓惩治“祸首”的问题，历时六个月之久，奕劻在“剿抚”政策上，和载漪等人尖锐对立，要不是处事圆滑，有可能弄到与被杀五大臣同样的地步。

宣统三年（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0月14日，奕劻、那桐、徐世昌联合推动载沣起用袁世凯。“闻内廷议起用袁项城，监国不应，且哀泣。”（剑农《辛亥革命始末记》）奕劻对载沣说：“当前这种局面，我是想不出好办法。袁世凯的识见、气魄，加上他一手督练的北洋军队，如果调度得法，一面剿一面安抚，确实有挽回大局的希望。不过这件事要办就办，若犹豫迟延，就怕民军的局面再一扩大，更难收拾了。并且东交民巷也有‘非袁出来不能收拾大局的传说’。”那桐、徐世昌也从旁附和。奕劻力促袁世凯出山，除了希望袁世凯帮助他支撑局面、力挽狂澜，以袁为助力来平衡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激烈争斗，亦是其主要目的。然而，奕劻没有料到，袁世凯复出，已不再具有昔日庆袁联盟性质，而是袁一枝独秀的局面。

袁世凯复出掌权后，政局进一步向共和方向倾斜。在这种情势下，奕劻认识到清王朝大势已去，用清帝逊位来换取袁世凯与南方临时共和政府对皇室、皇族的优待条件，才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策略。至此，奕劻的态度发生重大变化，他不再对清王朝的保全存有幻想，而是利用自己“最得隆裕太后之宠信”的有利条件，开始说服隆裕太后有条件地交出政权。最终，在袁世凯与革命党的内外压力下，“皇太后似已内命庆亲王就目前时局问题与日、英两国公使磋商”。在剥夺载沣摄政，同意袁世凯与革命党议和，直至最后同意清帝逊位等涉及清王朝命运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隆裕太后皆听从了奕劻的主张与建议。

光绪十年（1884年），奕劻入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保境固边，以战促和、乘胜即收，“战非不可持，在绝诸臣之观望；和非不可议，在杜法人之欺蒙”。这是慈禧太后在中法战争中所采取的基本外交政策，而替代奕䜣入主总理衙门的奕劻，也正是这一政策最忠实的贯彻执行者。实际上，在中法交涉过程中，奕劻并不保守妥协，相反，对于法国侵略者的贪婪行径，他主张积极备战，针锋相对，以战促和。

《中法会议简明条款》订立后，慈禧太后以为战争即可就此结束，6月23日，清军撤退的期限未到，法军突然到谅山附近的北黎地区“接防”，无理要求清军立即返回中国境内，并开枪打死清军代表，炮击清军阵地。面对这种“朝廷允和而法人背约”的尴尬情形，奕劻虽然认为这是法国的无理勒索，但为顾全大局计，他一面拒绝法方要中国撤兵的无理要求，一面仍委托赫德到上海与巴德诺进行沟通，同时通过上海道台邵友濂与巴德诺接触，并决定派曾国荃于7月下旬到上海与巴德诺就此冲突正式展开谈判。6月26日，《中法会议简明条款》墨迹未干，茹费理就命孤拔率舰队准备从海上入侵中国。对此，奕劻认为法国“贪鸷己极”“洋情叵测”，向清廷建议备战，主张备战与谈判双管齐下。

8月5日，法军进攻基隆。23日，法军又摧毁马尾军港的中国海军及其在福州的船厂。法军进攻基隆事件发生后，奕劻告诉企图调停中法战事的美国驻华公使杨约翰，美国所提出中国将赔付法国的任何数额，因为法国进攻台湾基隆的原因，中国决定一分钱也不赔付了。8月30日，奕劻代表总理衙门对外明确表明中方态度，对于侵略者法国的索赔要求，中国一文钱也不会赔付。面对法军对东南沿海的进攻，奕劻主持总理衙门积极为清廷搜集情报，传递消息，并且通过赫德等人从外交途径积极寻找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

庆亲王奕劻工作能力很差，名声也不太好，官运却好得出奇。自1884年到大清倒台的27年中，他先后负责外事、海军、财政等重要部门，最后升到首席军机大臣、内阁总理大臣。但是庆亲王业余时间更忙，主要是吃饭、打牌、投资。

请客和吃请是他每天必修课，主题多是庆贺生日。当时成功人士都是老婆一群、孩子一堆，所以庆亲王不是在主办宴会，就是在出席宴会的路上。然后就是打麻将。为了讨老佛爷喜欢，他竟然把麻将牌引入宫中，手把手地将搓麻技艺推广到人，从宫女到太监，无不乐此不疲。当时大清正是内外交困，慈禧需要舒解心情，所以对麻将引进工作十分满意。

当然，这只是第一步。庆亲王不时让他的一个小老婆进宫，不是陪老佛爷、就是陪老佛爷身边工作人员来两圈。这位女士每次进宫陪打，随身带去的银票总是不够输。功夫不负有心人，庆亲王因此不断得到提拔重用。

有人实在看不下去，郑重提出批评意见。慈禧耐心地做人家思想工作：“他啥水平我能不知道吗？但是看来看去，还是他贴心。”

说庆亲王没本事还真有点冤枉，至少他的理财水平出类拔萃。清朝中央政府官员工资并不高，要想理财，先要解决无财可理的问题。对此，监察机关直指庆亲王“细大不捐”，即大钱不怕多，小钱不嫌少。他的生财之道就是卖官，明码标价，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买卖好得很。

中层干部段芝贵送上白银10万两，立马买到了黑龙江代理巡抚。这样的事情多了，再加上他住的是和珅的老宅，社会上就给他起了个绰号：“庆氏公司总经理”。

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里循披露，庆亲王的银行存款高达712.5万英镑——稍早，简·爱小姐在桑菲尔德庄园做家庭教师，年薪30英镑，生活就比较体面了；达尔文买了一幢带花园的豪宅，不过2000英镑。

庆亲王理财很有天赋，也有超前意识。虽然外国银行已经进入中国，但是八国联军侵华硝烟未散，人们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大家耻于与外国人打交道，更愿意到中国人的银行或钱庄存钱。庆亲王却格外青睐外资银行，特别是英资汇丰银行，民族金融机构里没有他一厘钱。要是迟生一百年，庆亲王肯定是个家小在外、见首不见尾的“裸官”。

庆亲王府位于西城区定阜街3号。庆王府是在光绪十年（1884年）奕劻晋封庆郡王后按王府规制改建，始称王府。

庆亲王府建筑分3大部分。中央是主要殿堂，现只余后寝1座。东部亦已改建。现只西部尚基本保存完整。西部是王府的生活居住区，有三组并排的院落。原厅堂均有名称，悬有匾额。最后是一座二层楼，俗称梳妆楼或绣楼，现存三组院落，各有大门出入，1949年后，京津卫戍区司令部设此，为北京市重点保护文物。

天津庆王府位于和平区重庆道55号，现为天津市政府外事办公室使用。占地面积4385平方米，建筑面积5085平方米。该建筑为带地下室三层砖木结构小楼。其立面二层外用类似爱奥尼克柱围成柱廊，栏杆用黄、绿、紫三色相间的六棱琉璃柱围成。平面为长方形，中央为方形大厅，设一座可拆卸的小戏台。一、二层大厅周围有列柱式回廊，四周为居室，各厅之间木雕隔段，顶棚有精美雕饰。第三层的八间房是供奉祖先的影堂。院内有大花园，设假山、石桥、亭子，景致宜人幽雅。

《清史稿·卷二百二十一·诸王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