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年又到爱国学生较为集中的国立六中四分校任教，并从事地下党的工作。1941年后因遭反动当局的恐吓威胁，被学校解聘。1945年任中国民主同盟四川省委执行委员。1947年成都“六·二”事件后，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通缉，在李劼人庇护下得以脱险。解放后，陈翔鹤历任川西文教厅副厅长、川西文联副主席、四川省文联副主席、四川大学教授、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先后任《文学遗产》和《文学研究季刊》的主编和《文学评论》常委编委等职。

“文革”期间，因写历史小说《陶渊明写挽歌》和《广陵散》而遭诬陷，在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下，于1969年4月22日含冤辞世。

陈翔鹤从青年时代起就与文学结缘。1922年在上海曾与林如稷、邓均吾、陈炜谟组织浅草社，创办《浅草季刊》。同年又办《文艺旬刊》。时隔不久，浅草社核心人物林如稷赴法留学。同年底便北上到北京大学读书，并与杨晦、冯至、陈炜谟等人组织创办沉钟社，编辑出版《沉钟》半月刊。《浅草》《沉钟》曾受到鲁迅先生的好评，认为《浅草季刊》“向外，在摄取异域营养；向内，挖掘自己的灵魂，将真和美歌唱给寂寞的人们”。认为“沉钟社是当时中国最坚韧、最诚实、挣扎的最久的团体”。由于他们还是思想上不够成熟的青年，而走上“为艺术而艺术”的道路浅草、沉钟社作家为初衷，本想从纯文艺中求得生活为“高洁”，结果，却终于走向现实主义的道路。他的文学创作始于20年代初，是浅草和沉钟的主要小说家之一。

中篇小说《不安定的灵魂》中的“我”——孙树立在爱情上有过三次移情别恋，多次易地逃避爱情的牵绕，总是一个不安定的灵魂。作品借主人公这种飘忽不定的心情，倾泻郁结为情怀。作者善于用第一人称的创作手法，写出真实感受，令读者感到格外真实可信。在带有自传体的短篇小说《悼——》中的B先生，在《See！……》中的饭店侍者——6号服务员等篇章中，也取同样写作手法。这一时期的作品多具浓重的伤感情调。

30年代末，小说《古老的故事》中的苏幼旃夫妇的悲惨遭遇，很容易使人联想到鲁迅先生《伤逝》中的涓生和子君的命运，这说明其作品已经开始走向现实主义。解放后，陈翔鹤历任川西文教厅副厅长、川西文联副主席、四川省文联副主席、四川大学教授、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先后任《文学遗产》和《文学研究季刊》的主编和《文学评论》常委编委等职。

《文学遗产》是中国解放后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发表文章最多的一个刊物。在这期间，陈翔鹤对工作非常主动积极，经常往返于上海、南京、武汉、天津、成都等各大专院校，拜访那些研究有素的中国古典文学的老专家，和正在研究中国文学的青年学者，征询他们对《文学遗产》的意见，和他们讨论应该着重研究的问题，并约请他们为《文学遗产》撰稿。陈翔鹤从青年时代就读过不少的中外古典名著，知识渊博，他对许多古典作家的作品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而且轻易不肯放弃。但在陈翔鹤主编《文学遗产》期间，却能虚心听取专家们的意见，凡是他认为正确的意见，都很快地接受下来，改正或充实自己的主张。因此陈翔鹤和老专家与青年学者的关系都很好。

热心培养青年，积极奖掖后进，是陈翔鹤办刊的基本宗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古典文学界的年轻学人，几乎没有不曾受到《文学遗产》的沾溉与栽培。从五十年代中期到文化大革命前，陈翔鹤以《文学遗产》名义召集过许多次中青年作者座谈会。像北京大学的陈贻欣、褚斌杰、裴家麟、倪其心，北京师范大学的郭预衡、聂石樵、邓魁英、李修生，中国人民大学的冯其庸、朱靖华、吴文治，北京师范学院的廖仲安，原在北大后来调中华书局的程毅中、傅璇琮、沈玉成，以及文学研究所的胡念贻、曹道衡、邓绍基、刘世德、王水照……都是《文学遗产》的常客。陈翔鹤的年龄比这些人大二三十岁，从学术辈份看，实际上就是师生关系。陈翔鹤诚恳地欢迎年青年人对编辑部工作提意见和建议，同时对他们寄予希望，尤其在学风方面。有时也对在座或不在座者的某些缺点作善意的告诫和警示。

沈从文和陈翔鹤的友谊，始于上世纪20年代初。沈从文创作宏富，作品结集约有80多部，是现代作家中成书最多的一位。如代表作《边城》《湘行散记》等。陈翔鹤从1923年写小说《茫然》，到1960年写历史小说《陶渊明写〈挽歌〉》《广陵散》，在抒情、写实方面都取得很大成绩。他们彼此尊重，50多年书信往来不断，有学术思想的商榷，有艺术技巧的探讨，也有对文坛现状的忧虑。直到后来分别遭受到不同的处境，仍然“心有灵犀一点通”，如李陵答苏武书：“人之相知，贵相知心。”

1923年8月，沈从文经过19天的长途旅行到达北京。沈从文成了北大中文系的旁听生，并结识了中文系的陈翔鹤、德文系的冯至、哲学系的杨晦、英文系的陈炜谟。沈从文和陈翔鹤来往密切，他俩一同去北大中文系聆听鲁迅讲“中国小说史”，鲁迅小说集《呐喊》出版后，他们同去书店购买。陈翔鹤知道沈从文经济上比较困难，经常约沈共餐，从不让沈付款，对沈的接济也是经常的事。

1925年，沈从文在香山慈幼院图书馆做了一个小职员，住进香山饭店前山门新宿舍里。这栋房子原是清初所建的四大天王庙。当香山寺改为饭店时，慈幼院便以“破除迷信”为理由，将庙堂改装成几间单身职工宿舍，沈从文是第一个搬进去住的人。陈翔鹤从沈从文的来信中知道这新住处的奇特环境后，竟独自骑着一头毛驴，摇摇晃晃上了香山，去寻幽访胜，成了沈从文住处的第一位客人。

在和沈从文分别六年后，1932年1月陈翔鹤来到青岛，在青岛市立中学任语文教师。由于生活、工作、爱情诸方面的原因，陈翔鹤在青岛十分苦闷。幸好，沈从文也在青岛，执教于青岛大学，住在福山路。沈从文回忆说：“当时我俩几乎每天晚上都到公园（今中山公园）去会面，到池塘中间那个亭子里交谈起来，谈人生、谈文艺、谈个人遭遇，已经时间很晚了，有时到半夜，周围空寂有些令人恐怖，陈翔鹤不敢一人回校，每次都是我把他送回市立中学。”

中国解放后，沈从文在中央革命大学学习，毕业后，曾随北京工作组去四川宜宾，参加过一段时间的农村土地改革工作。那时陈翔鹤任四川省教育厅长、四川省文联副主席。听说沈从文到了宜宾，急忙派车把沈从文接到成都的家中，畅谈分别20多年各自的情况。这时沈从文才知道：七七事变发生后，北方眼看就要沦陷了，陈翔鹤不得已才回到故乡成都，1938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党在文艺界的统战工作，并负责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的工作。解放了，党委以重任，他担负着繁重的工作。沈从文也对老友说了心里话，1948年，解放军已兵临北平城下。北京大学校务会议已经作出不迁校的决定，沈从文毅然决定留下来。这时他的心情其实是很矛盾的，一方面他对新时代的来临欢欣鼓舞，另一方面又担心跟不上步伐。

土改工作结束后，沈从文路过成都，陈翔鹤去车站话别。此后，陈翔鹤仍时刻关心着老友的情况，但由于俩人相隔千里，许多事爱莫能助。1954年陈翔鹤奉调北京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作协古典文学部副部长，主编《文学遗产》和《文学研究季刊》。两位作家在北京又相聚了。那时陈翔鹤住在东总布胡同22号作协宿舍，沈从文住在东堂子胡同，相距不远。由于沈从文的遭遇，旧日的朋友已经渐渐断绝来往，陈翔鹤就成为沈从文家中少有的常客，三天两头去看望他，这时的沈从文心情好多了，见到陈翔鹤总是说高兴的事，没有一点埋怨的言语。

沈从文后来回忆说：“回溯半世纪前第一阶段的生活和学习，炜谟、其文和翔鹤的影响，明显在我生长过程中，都占据一定位置。我此后工作积累点滴成就，都和这份友谊分不开。换句话说，我的工作成就里都浸透有几个朋友澹而持久的古典友谊、素朴性情人格一部分”。

黄秋耘在《文艺学习》分管古典文学和理论批评的编务，与陈翔鹤在一个院子里办公。两人在1954年认识，渐渐熟悉。陈翔鹤喜欢养花，在院子里养了十多盆兰花，黄秋耘也很喜欢，成为陈翔鹤的助手。每当风雨来临的时候，他们就得把兰花搬到走廊。二人还一起谈论古典文学。黄秋耘年轻，有问题便请教陈翔鹤，但二人又有许多不同意见。陈翔鹤随和，黄秋耘因此也随便了，二人常常争论得面红耳赤。他们称得上一对“忘年交”，在院子里过了一段很舒心的日子。但1964年以后，情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黄秋耘回忆：“记得是在1964年或者1965年，姚文元在一篇文章中不点名地批判了翔鹤同志和我，说什么有些共产党员不想革命，却神往于陶渊明的生活情趣，像听到‘空谷足音’那么狂喜。当时我们已经隐隐约约预感到，假如再有什么政治运动的话，恐怕是‘在劫难逃’的了。我也曾细细想过，像翔鹤同志和我这样的思想感情，大概是不大符合一个‘正统的共产党员’的标准吧。但是姚文元的道德情操似乎距离一个‘正统的共产党员’的标准还更远一些。……”

陈翔鹤的另外一位同事林非回忆：1964年秋，康生在北京展览馆剧场作了一个报告，辱骂了不少文学艺术家。此报告不久被正式传达，让许多部门学习领会。林非所在的《文学评论》编辑部接到上面的通知，要求他们发表文章批判陈翔鹤的小说。于是，有人约请著名的古典文学研究家余冠英写了一篇批判文章，题为《一篇有害的小说——陶渊明写》。文中称《陶渊明写》“充满了阴暗消极的情绪，宣扬了灰色的人生观”，“只能听到没落阶级的哀鸣和梦呓”。文章发表后，《文学评论》的主编何其芳很快得到周扬的电话，并兴冲冲地将周扬的话转达给同事们：“说是余冠英的文章写得好，文风也值得学习，替老一辈学者撰写批判文章起了带头作用。”林非对此有自己的认识，他在《回忆陈翔鹤》的文章中称：“在这篇文章（余冠英的文章——编者按）结尾的地方，显得很有礼貌地询问陈翔鹤，请他思考究竟‘迎合了什么人的口味’，表现出似乎是一种平等的对话，看来从余冠英到周扬，都希望批判文章尽量写得合情合理，具有科学性和说服力，能够让被批判者也心悦诚服和毫无精神压力地同意这种结论。这种愿望确实是善良的，然而经历了‘文革’的这场浩劫，我才彻底地明白了，此种天真幼稚的想法肯定无法实现，因为康生他们所掀起的大批判高潮，并非真的想要争论什么文艺或学术问题，其最终目标是要建立一种彻底抛弃近代民主和法律观念的绝对权威，……”

在这种情况下，陈翔鹤的思想是矛盾着的。有一次他见到林非，林非向他鞠了个躬，他紧紧握住林非的手，说：“我正在清理自己的思想，会跟上这个时代前进的。”政治形势更加严峻。1966年春，陈翔鹤还可以在家里接待老友陈白尘，话话旧，谈谈他的心爱之物兰花。半年后，他再见到陈白尘，则是在批斗大会上。二人虽然互相看到了对方，但“谁也不能打招呼、说话，连交换一下眼色的机会都没有”。批斗会完毕，“牛鬼蛇神”要各回“黑窝”。陈白尘在青年艺术剧院剧场大门外看到了陈翔鹤熟悉的背影，想要追上去，“只图让他看见我，互相点点头，笑一笑，或者只交换一下眼色，也就心满意足了”。[15]只是，陈翔鹤走得很快，过了东单十字路口后，陈翔鹤便消失在马路对面了。陈白尘试图穿过纷乱的车流夹缝追寻陈翔鹤的背影，但已消失在暮色中了。

陈翔鹤被迫到单位接受批斗，参加学习和体罚性的劳动，写“交代材料”，还写劳动小结：“我参加劳动不觉已经有六个多月之久了，劳动主要是扫地擦地等。但我是否可以称为扫地擦地的能手呢?不能。恐怕我还只能算倒数第三呢。别的扫地的同志比我要高明得多。可见这样工作也并不简单。”

陈翔鹤年纪大了，又患有冠心病、高血压、动脉硬化等疾病。激烈的“批斗”，使他的身体无法承受。有一次，他提出受不了。造反派恶狠狠地说：“受不了就死在这里。”陈翔鹤坚决地回答：“我才不死呢!”无论多么艰难，陈翔鹤没有一点轻生的念头，一听到有人自杀的消息，他就十分反感。他对妻子和儿女们说：“他为什么要死呢?我是无论如何不能死的。第一我是共产党员，第二我有六个孩子，我要为孩子们在政治上负责，一个人死了影响全家和后代，我还要为党工作。”

1969年4月22日陈翔鹤上午在所里集中学习，开会，中午散会后回到家里已经十二点多了，他对妻子说，这两天老咳嗽，很不舒服。一咳嗽就气喘，要拿点咳嗽药止咳。陈翔鹤在去单位接受批判的路上，突然间倒下，送往同仁医院抢救无效最终去世。而“革委会”却宣称他“畏罪自杀”，在他死后还召开了所谓批斗“反党分子”陈翔鹤的大会，而且研究所里每个人都非参加不可。

1978年11月，中共文学研究所总支委员会给陈翔鹤作了复查结论，肯定了陈翔鹤在解放前后为中国共产党做出的贡献，并在最后说：“‘文化大革命’中，陈翔鹤同志因受林彪、陈伯达及‘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摧残、迫害，于1969年4月22日逝世。现经复查，当时强加给陈翔鹤同志的所谓‘畏罪自杀’并定为‘叛党’等罪名，纯属捏造，应予推倒，并向群众公开宣布，予以平反昭雪。”1979年4月13日，《光明日报》发表关于文学研究所和社科院另外两个单位为陈翔鹤、徐懋庸、董秋斯三人举行追悼会的新闻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