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22日，解放太原战斗尚未结束，华北人民政府将山西省的晋中行署与太原市合并，成立太原市人民政府，裴丽生任市长。同时他还是中共太原市委常委、太原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

1949年8月，中共山西省委、山西省人民政府、山西省军区同时成立。裴丽生被任命为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兼省委常委。

1950年3月，山西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正式选举裴丽生为山西省人民政府第一副主席。

1950年9月，省委书记兼省人民政府主席程子华奉调晋京，裴丽生曾代理省人民政府主席。

1952年4月，山西省第二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选举裴丽生为省人民政府主席，兼省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同时当选为山西省政治协商会议主席。

从1953年3月起，任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

1955年2月，山西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裴丽生当选为省长。

1956年4月，裴丽生奉调到中国科学院工作，行政职务是秘书长，至1960年升任副院长。

1977年11月，裴丽生被任命为中国科协副主席，主持中国科协的工作，以后又被任命为国家科委党组成员、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国家科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1983年，77岁的裴丽生在多次请求后被批准离休。中央任命了新的中国科协党组书记，接替裴丽生的工作。

1986年6月17日，中国科协召开了二届四次全委会会议，裴丽生就科协二届全委会为即将召开的中国科协三大所提供的工作报告的起草和中国科协章程的修改作了说明。这是他在中国科协任期内的最后一次总结发言。在当年6月召开的中国科协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被新当选的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们一致选举为中国科协荣誉委员。退居二线后，他依然对中国科协的事业非常关心。中国科协办的中国农业函授大学和中国科技报研究会聘他担任名誉校长和名誉理事长职务。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力予以支持。

1990年7月，又被伍修权、陆定一同志推荐，并经120多位老同志同意，担任了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会长。1992年12月辞去会长职务，留任老区促进会顾问及中国老区专著编委会主任。当时他已经86岁，但依然耳聪目明，精神矍铄，继续在为中国的科技事业和老区建设事业发挥余热。

1992年12月辞去会长职务，留任老区促进会顾问及中国老区专著编委会主任。

2000年3月18日19时1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瑞环、胡锦涛、李岚清、丁关根、田纪云、李铁映、迟浩田、罗干、姜春云、钱其琛、温家宝、曾庆红、万里、乔石、宋平、薄一波、宋任穷、邹家华、王光英、吴阶平、何鲁丽、周光召、韩杼滨、叶选平、王兆国、赵朴初、卢嘉锡、任建新、宋健、李贵鲜、陈俊生、朱光亚、经叔平，以及李德生、张劲夫、段君毅、黄华、习仲勋、杨成武、谷牧、倪志福、陈慕华、胡绳、钱学森等同志分别以不同方式对裴丽生同志的逝世表示哀悼，对其家属表示慰问。

裴丽生从清华大学毕业，经友人介绍，在北平和平门里的中华中学当公民课教员。当时公民课的教材，用的是周佛海的《三民主义理论基础》，但他利用讲堂宣传的是马克思主义，学生们很愿意听他讲课。教学之余，由他自己出资，编印了两期社联刊物《社会科学》，还翻译了恩格斯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1934年1月，裴丽生到北平《世界日报》任国际版编辑。他经常注意选发苏联塔斯社的消息，并加一些政治倾向鲜明的标题。为时不久，《世界日报》受国民党胁迫改变了政治倾向，裴丽生便离开了报社。5月，由于党组织受到破坏，他的党组织关系又中断了。

裴丽生到天津《中国新报》当副刊编辑。他曾利用这块阵地宣传抗日。由于副刊进步倾向非常突出，裴丽生便被老板辞退了。10月，裴丽生回到北平，与关梦觉、王心清一起编印一种秘密刊物《在马列主义的旗帜下》，介绍国内时事、世界知识和马列主义理论，向人民群众提供苏区的消息，还刊登了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1935年2月，由于活动引起敌人的注意，裴丽生转入隐蔽工作。同年5月，又因裴丽生原在山西参与主办革命刊物《垣民之友》一案而被阎锡山派人追捕，他被迫离开了北平。

1935年5月30日，裴丽生从北平到达运城。在韩玉琦、王祯二人主办的暑期训练班当历史、地理教员。训练班结束后，裴丽生任菁华中学的语文教员。他讲语文，采取开放式的办法，学生可以自己命题，自由发挥。这些学生后来大部参加了革命。裴丽生还经常在菁华中学的周会上介绍左翼书刊，宣传抗日救亡。他还办了《学生周刊》，宣传新思潮，对学生进行革命启蒙教育。此外，裴丽生经常到与菁华中学隔壁的女二中讲课，介绍国际和国内斗争形势，并宣传反封建、争取婚姻自由等主张，还向她们推荐新书。一时，女二中也活跃起来了。后来，有许多女同学投身革命。除这两学校外，他也曾在运城二师讲历史课，灌输爱国主义思想。1935年12月9日，运城学生响应北平、太原学生的号召，走上街头，示威游行，菁华中学是带头学校。这些活动又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注意，于是，他在张吉辰的安排下，到闻喜县暂避。

1936年2月，红军东渡抗日，山西政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闫锡山摆出了抗日的姿态，为此，他要依靠进步势力。9月，裴丽生从宋劭文处得知，“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准备于“九一八”事变五周年纪念日正式成立。他便率一些进步学生到了太原。他接替宋劭文在成成中学作一名教员，教历史课。此时经中共北方局指示，薄一波及其他几位同志回到山西，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6年11月，由闫锡山亲自主持召开了两次牺盟总会会议，确定了十三名委员，有薄一波为核心成员。裴丽生也成为牺盟总会委员。闫锡山同意了薄一波公开发展牺盟会的主张，牺盟会在山西得到了大发展。牺盟总会设立宣传部，裴丽生初任副部长，旋任部长。他主编了《牺盟救国周刊》，还组织了抗日戏剧宣传运动，把太原市戏剧曲艺界都组织起来唱抗日戏，说抗日书。还派出宣传队到绥远劳军，到晋东南农村演出。

艺人们觉得他们的社会地位提高了，情绪特别高涨。而裴丽生本人却因劳累过度，得了肺病，1937年9月以后到临汾职业学校其弟安仁处疗养。

1947年7月，太原市军管会组成特别法庭，裴丽生任庭长兼审判长。在庄严的人民法庭上，裴丽生以威严的目光和震慑的语言，代表政府与人民，给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以应得的惩罚。

1937年11月，裴丽生被派往牺盟洪赵中心区工作，开辟抗日根据地。他任中心区党组宣传部长。当时决死二纵队、六专署和牺盟洪赵中心区都驻在赵城河西好义村，他们形成了党政军一体化的体制。1938年2月以后，日军占了临汾和铁道沿线，蒋闫县政权的头头纷纷携眷溃逃，中心区便顺应需要，由牺盟会的干部担任了县长，他们都为发展抗日根据地做出了贡献。抗日军队也有了很大发展，后来他们大都被编成了八路军。日寇打通同蒲线，临汾等五县均被分割为河东河西两个部分。党的晋西特委为了加强河东五县的抗日工作，成立六专署河东办事处，裴丽生被派去当办事处主任，同时兼任牺盟会的河东办事处主任。在办事处成立后，他们在各县建立了县委，抓了政权建设，并注意发展基层政权。

1939年7月以后，晋绥和晋东南初步形成两个大的抗日根据地。闫锡山对此感到震惊，便开始进行反共准备，1940年12月发动了政变。但河东办事处地处晋西和晋东南之间，基本上是独立作战，未受损失，并且由于坚持了党中央的正确方针，在广大群众的支持下，有较大发展。1940年1月，形势恶化。河东办事处的军队缩编为一个团，调到沁源，成立路西办事处（白晋路以西），裴丽生任办事处主任。路西办事处的建立，标志着从游击区到根据地的工作转变。北方局突出提出了根据地的建设问题，裴丽生领导的路西办事处着重抓了两件事，一件是保障人民权利，严禁乱打乱杀，另一件是实行合理负担，禁止乱摊乱派。为此第五专署颁布了《保障人民权利条例》和合理负担办法，并开展民主村选，发展纺织业，开展合作社运动，同时统制贸易，巩固货币，执行了紧急税制等，党政军民各方面都建立了正常的工作秩序。1940年后，蒋介石断绝了八路军的供给，粮食发生困难，裴丽生坚决执行了党组织开展征粮工作的决定，果断地依法惩治了少数抗粮干部，使军队和干部的粮食得到了保证。

1940年11月，日军向解放区实行蚕食，裴丽生领导群众进行了反扫荡、反蚕食、反维持的斗争，还减免了群众的负担，组织群众生产自救，使根据地的元气逐步得以恢复。在这段时间内，根据地的文化工作也有所开展，成立了太岳中学，裴丽生亲任首任校长，各县还成立了文化交通站，逐步形成了全太岳区的文化交通网。

1941年后，原有的第三专署从太行移到太岳，取代了路西办事处，薄一波任专员，裴丽生任副专员。9个月后，三专署改为太岳行署，牛佩琮为主任，裴丽生为副主任。1941年5月，日寇纠集10万兵力，发动了中条山战役。驻守在中条山地区的国民党20万军队狼狈溃败到黄河以南，太岳根据地比原来扩大了两倍。1941年7月，晋冀鲁豫边区成立，包括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地区，裴丽生任太岳行署副主任。行署刚成立，日寇开始了第二次大扫荡。9月份，日军扫荡岳南地区。太岳区党政领导经过许多艰难险阻，才突出重围。

1941年年底，正值刘少奇从华中返回延安，路过该地。裴丽生和行署领导一起，按照刘少奇的指示，发动群众，减租减息，给群众以实际利益，巩固了根据地政权。少奇同志还给他们讲了如何集中兵力作战，把战略上的劣势变为战术上的优势，如何对国民党采取又打又拉，打中有拉，拉中有打的策略，如何正确贯彻党的政策、团结中农，以及如何实行领导与群众相结合，一般与个别相结合的领导方法等。这次启发教育，使同志们大开眼界，对毛泽东思想有了新的认识。年底，由裴丽生和太岳军区参谋长毕占云，护送刘少奇同志过封锁线，回了延安。

在敌后根据地，裴丽生等还根据上级党的指示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一、搞好统一战线，建立三三制政权，团结开明士绅，团结中农，保障人权，杀人须经区党委一级政府批准；二、财经统一，合理负担，不许随便层层加码，向群众乱摊乱派；三、开展大生产运动，组织互助组，召开劳模会，奖励劳动模范；四、创办报纸，出版书刊以及层层培训干部等。1943年，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减租减息斗争。

1945年1月，在太岳区党委扩大会议上，裴丽生就解放区的生产建设问题作了发言，由于实行了组织起来、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政策，开展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才使太岳人民有可能拿出大量人力物力支援前线，迎接大反攻的到来。他还曾在行署的教育座谈会上根据中央的精神和太岳区的情况，阐述了发展教育的方针。

抗战胜利后，裴丽生在1947年解放运城战役中，作为太岳行署副主任亲赴前线指导工作。在1948年解放临汾战役中，裴丽生任临汾前线后勤司令员。1948年5月，裴丽生被任命为太行行署主任，但尚未赴任，即被徐向前同志调往晋中前线，任晋中战役后勤司令员。此后又参加了太原战役，任联勤司令员。

1949年4月，解放太原的战火刚刚熄灭，裴丽生即率领太原市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入城办公。他们迅即在一、二、三、四区设立粥场33处，对灾民进行紧急赈济。太原市人民政府成立了生产自救委员会，裴丽生为主任。他们从外地调集大批粮食、蔬菜、油脂等生活必需品供应市民，让人民首先吃饱肚子。接着，登记失业工人，帮助其寻找工作，并予以生活救济。太原市军管会、市政府又组织工商业调查研究会，了解太原私营工商业的状况；召开工商业者座谈会，详细向他们交代政策，解除思想顾虑，促其迅速复工复业。人民银行立即废除金圆卷，兑换人民币，并向私营工商业贷款三千万元，解决他们的资金启动和周转困难。到6月初，工厂商店已绝大部分复工复业。

没收官僚资本，接管工矿企业和公用事业，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是关系新生人民政府能否巩固的大事。军管会和市政府在入城前，即已组织好接管队伍，进行了政策和专业训练。入城后，迅即有秩序地开展此项工作。到1949年5月，接管工作基本结束。对敌伪机构和敌伪人员，执行中央的“首恶必办，协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捕获蒋闫残匪特543人，使太原社会治安趋于安定。对于旧公务人员，政府采取了包下来的办法，分别从录用、学习、遣返三条途径加以处置。裴丽生兼任了组织旧公务人员学习的山西公学第一任校长。

太原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太原市人民政府很重视政权建设和民主建政，裴丽生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的电报中曾对太原市在不到三个月内开了五次各界代表会议，予以表扬。

还在医治战争创伤的工作紧张进行的时候，裴丽生还为改造旧城市，如何建设一个新兴的、现代化的新太原，与赖若愚一起指导市政府进行了规划。

裴丽生兼任省财经委员会主任，他把自己的工作重点放在财经工作上，为搞活城乡物资流通，缩小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积极工作，为促进经济发展，密切城乡关系，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作出了贡献。他首先下大力着手组织城乡物资交流和集市贸易，发动国营贸易公司以市场主导力量积极参加，组织工业品下乡和农业品进城。同时，从银行贷款、加工定货等方面，扶植私人工商业，发动他们参加集市贸易。1953年春天，裴丽生带领工作组，到各地调查城乡物资交流和集市贸易情况。他发现小店镇市场活跃，便详细了解了市场繁荣的原因，及时吸取成功经验，组织工业品下乡和到农村收购土特产品。还对政府管理小城镇及农村市场太严的问题作了纠正。这不仅使工业品销路大畅，也促进了私营工商业发展，改善了公私关系，并使新时期工农联盟得到了加强。这些成绩曾获得中央的表扬，人民日报曾特约裴丽生撰文介绍，中央商业部总结了山西的经验，向国内发了通报。

裴丽生兼任工业厅长，实实在在地承担了责任。1951年暑期，裴丽生带领工作组，到一些厂矿进行调查，并在这些厂矿推广东北经验，试行定额管理和民主管理，这一措施受到薄一波等领导的赞许。

1952年春天，经过“三反”“五反”，干部情绪消沉，不敢大胆工作，政府工作人员对农业生产的领导有所松懈。裴丽生带领一批工作人员视察了山西条件最艰苦和比较艰苦的十多个县，历时两个月。当时，西北高原寒风凛冽，风沙迷漫，政府还没有轿车、吉普之类的交通工具，裴丽生就坐在卡车前面的驾驶室里，随从人员坐在后面的车厢里。他是建国后省级领导下乡最早、时间最长的人之一。

裴丽生每到一地，首先听取当地专县两级领导的情况汇报，然后到几个工作最好和最差的乡村直接调查，最后同专县两级干部就今后工作交换意见，并向县乡两级干部讲话，宣传形势和中央的方针政策，肯定当地工作的成绩，并对今后的工作提出希望。视察回来后，他将基层情况和自己的思考首先向省委常委会作了报告。他在报告中主张对晋西北实行基本农田制，使人均耕地从十多亩减到六亩。此议得到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的赞同，并向毛泽东作了报告，毛泽东欣然支持。裴丽生在报告中主张对西北实行水利水保工程和绿化措施双管齐下，陶鲁笳、王谦当即表示，两结合的办法好。他看到省里每年秋天从晋西北征购粮食，到春荒时又全部返还，而且春季运去的比秋季征购的还要多，便认为这样劳民伤财，浪费极大，不如干脆免除征购任务。他的建议得到省委常委的一致同意。大家认为，深入调查是取得决策共识并增强团结的好办法，对裴丽生此次调查的作用表示肯定。事后，华北局将他的考察结果通报全华北区，并表彰了他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把问题解决在基层的工作作风。

1953年夏季，裴丽生在参加全国财经会议后，了解了毛泽东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便连续3次召开省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总路线的精神实质及在山西如何贯彻问题。此后，他又带领省政府几个厅局的工作人员，到运城地区各县，并以解县西张耿乡为重点作了调查。他和乡村两级干部、共产党员、积极分子，进行了热情的、推心置腹的谈话。村民们向他谈了土改翻身以后的不同经历，谈了互助合作带来的实际利益，谈了解放后农村物质生活和风俗人情的变化。回到省里后，他向省委常委会作了汇报，山西日报曾全文发表过这个调查报告。

1955年，党中央在山西召开全国农村工作会议，裴丽生在会上作了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如何团结中农的发言，会后以《我们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为什么会发生摇摆现象》为题，在山西日报发表。中共中央宣传部曾把这篇文章编集在一本书里，由通俗读物出版社出版。

裴丽生在抓农业生产时，特别注意典型引路。五十年代初期，他选择了植棉模范曲耀离和水土保持模范高晋才等几个典型。他早在1952年就开始注意抓生态环境问题。

裴丽生从抗战开始，就一直牢记人民政权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是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1949年，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发表，政府工作的方针政策更加明确了。建国以后，他对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人民代表大会极为重视。向大会作的报告，在撰写前要交代总的指导思想及分段内容，初稿出来后必逐字逐句推敲修改，广泛征求意见，并吸收进报告中。他对代表提案非常重视，叮嘱各厅局认真作出答复。他非常尊重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人民代表大会选出的政府委员，政府主要工作的安排、干部的任命以及重要地方法规、实施细则的出台，都要反复征询政府委员的意见。裴丽生重视民主人士参政议政和统一战线政，甚至出席会议的委员名单先后排列顺序也要亲自审查。

裴丽生担任山西省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期间，主持“三反”“五反”运动。他历来小心谨慎，事实求是，不走极端，常被批评为“斗争性差”，这使省政府的“三反”“五反”运动较少发生“左”的偏向。建国初期，百废待兴，政府工作头绪繁多，任务繁重，而且时间性又相当强，但裴丽生力争从日常事务中解脱出来，到基层去调查研究。他在山西省政府工作了6年，时间较长的下乡下厂调查研究，即有四五次。 裴丽生以工作拼命著称，历来的“思想鉴定”，都肯定他“有忘我的不知疲倦的事业精神”。无论下乡或在机关，他都把发条拧得很紧。他爱学习，报纸文件书籍读的很多很细。他作风严谨，周到细致。公文简报每天成堆涌来，他要求他的助手，将其中时间性强的文件及时传递，不能积压；简报、综合报告、专题报告之类的文件，每天要将主要内容向他汇报，然后他选择重要的亲自阅览。

裴丽生十分勤俭节约。在他任职期间，严格控制修建楼堂馆所。山西省人民政府一直住在原督军府陈旧的房子里。周恩来曾予以表扬。裴丽生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善于处理上级、同级与下级之间的关系。当时，山西省委个别领导同志不顾大局，在干部大会上公然指责省政府的工作，政府系统干部听到后非常气愤，向他反映。他以党委与政府关系的大局为重，将此事按了下去。他特别关心爱护青年同志。1951年春天，裴丽生应邀出席在太原市文庙召开的山西省大专院校为动员青年参加抗美援朝的万人集会。他赞扬青年们自愿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经风雨，见世面，把自己火热的青春奉献祖国，是最有出息的表现，是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光荣传统在新时期的继承和发扬，他代表省委和省人民政府支持他们的行动。会后，一名青年学生来到省政府，要求主席接见，并要求裴主席给他一张照片，裴丽生同志全部满足了他的要求。建国初期，山西工农速成中学学生会主席刘学理带领学生会成员到省政府，要求主席接见，反映校领导官僚主义、压制民主、疏于管理的意见。裴丽生热情地接待了学生，对他们高度的责任感予以表彰，并责成省教育厅对存在问题一一加以解决。这次接见，平息了一场可能爆发的学潮。

他对干部既严格要求，又倍加爱护。在他任职期间，最大的运动是“三反”“五反”。凡是经他处理的干部，总是斟酌了再斟酌，务求经得住时间的考验。例如对省百货公司经理雷修成的处理，既公正地对待了干部，又没有在三反五反运动高潮中给群众泼冷水。

出任中科院党组副书记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号召“向现代科学进军”，提出制订1956到1967年科学发展远景计划的任务，要求党和政府“用极大的力量来加强中国科学院，使它成为领导全国提高科学水平、培养新生力量的火车头。”为了加强科学院的领导力量，党中央决定抽调张劲夫和裴丽生等同志到科学院领导岗位工作。裴丽生出任院党组副书记，行政上先任秘书长，后任副院长。中国科学院的新班子刚成立时，首先抓12年科学发展规划的制订工作。裴丽生在院里主持日常工作，同时代管科联、科普两大群众团体。

裴丽生到科学院工作后，始终支持和配合党组书记、副院长张劲夫开展工作，团结党组一班人，认真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使科学院的工作健康发展。在1957年的反右派和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院党组认识一致，步调一致，都采取了保护科学家的政策措施。

作为科学院党组副书记，裴丽生是参与制订《科学十四条》的负责人之一，他在所主管和领导的各研究所工作中认真贯彻落实《十四条》精神，极大地调动了有关科技人员的积极性。

在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上，裴丽生很有他的个性。在宏观上，他大局在胸，思路开阔，对新鲜事物敏感，对科学家的创见热情支持，并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在此基础上作出正确的判断与抉择；在微观上，他脚踏实地，实事求是，周到细致，经常深入现场调查研究。他谦虚谨慎，钻研业务，不会就学，不懂就问，因此能在许多业务问题上也取得了一定的发言权。

当时，裴丽生的行政级别比张劲夫高，资格也老，但他十分尊重张劲夫同志，自觉维护党组领导班子的团结。凡有重大问题，都是事前请示，事后报告。他对竺可桢、李四光等科学家副院长非常尊重，与钱学森、周培源、赵九章、汪德昭、王大珩等老科学家交情很深。对各研究所的青年科技骨干，他满怀热情，大力扶持，人们称他为“忠厚长者”。他厌弃沽名钓誉，喜欢不声不响地扎实工作。他对“拍马屁”有一个精辟论断：“拍你，就是为了骑你。”

全力支持生物学地学

1957年，科学发展12年远景规划已经制订出来并开始实施。按党组成员分工，裴丽生负责生物学和地学等方面的工作。按行政领导分工，这部分工作由副院长竺可桢负责。裴丽生对竺可桢十分尊重，他虚心请教，积极配合，并大胆谋划，勇挑担子。两个人合作得非常和谐、有效。

裴丽生经常深入地方，深入科研第一线，向这些领域的科学家和管理干部调查研究，根据国家经济建设的新要求和国际科学发展的新趋势，大胆开拓新的科研领域，确定学科发展重点，并改建、扩建和新建了若干研究机构，具体组织科研计划和任务的实施。中国科学院在生物、地学、综合考察等方面形成优势并在国际上颇具影响，有许多领域是在那时打下基础的。

1957年，裴丽生曾率领干部到内蒙、宁夏、甘肃等地考察，得知我国沙漠总面积高达10多亿亩，其中大部分分布在西北地区，特别是当他看到建设中的包兰、兰新铁路要穿过广阔的沙漠地带，解决铁路不被风沙掩埋是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同时风沙也时刻危害沙区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与生活。他和竺副院长商定，组建了青甘蒙宁沙漠考察队。治沙工作在他的大力支持下，先后取得了数项可喜成果，宁夏沙坡头车站的草方格防沙试验和内蒙古噔口防沙试验取得好成绩。受聂荣臻委派，裴丽生和由谭震林委派的李登瀛一起，于1958年10月在内蒙呼和浩特召开了西北六省区治沙工作，明确了治沙工作的方针、任务和应采取的措施，对六省区治沙工作做了全面部署。此后，科学院投入了更多的人力、物力，将沙漠考察队改为治沙队，设立了七个综合试验站，为我国沙漠研究和治理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在裴丽生和竺可桢的密切合作和共同指导下，科学院综合考察工作得到了进一步发展。1959年2月在北京召开的综合考察会议上，裴丽生作了题为“把综合考察工作提高一步”的重要讲话。指出综合考察工作总的任务和要求应以经济建设为纲，也就是从自然资源调查开始，进行分类研究，最后提出资源开发利用方案。综合考察的主要成果表现在开发方案的制订上，综合考察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要便于任务的完成；综合考察委员会要有班底，要设立几个研究室，还提出了领导方面应该注意的问题。针对1958年跃进中出现的浮夸风，他态度鲜明地指出这虽然是前进中的缺点，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问题，但对于一个指头的缺点绝不能轻视，必须有具体的克服办法，浮夸是科学的致命伤，是科学的死敌，宽恕它，就会葬送科学事业。

裴丽生分工联系生物、地学部的工作后，深感中国海洋科学事业原有基础薄弱，他支持竺可桢的看法，对海洋生物研究以外的其他海洋研究领域要提供条件促使其加快发展。经过一番努力，将海洋生物所扩建为综合性的海洋研究所。1959年1月，在该所成立会议上，裴丽生发表了“为完成1959年海洋研究任务而努力”的讲话中，从祖国安全和保卫世界和平、经济建设的需要和人类未来对深海、远洋的开发的前景三方面阐述了海洋研究的意义。为此，确定了青岛海洋研究所的总任务是：综合地研究海洋物理、化学、地质、地貌和生物等现象的规律。为了实现这个总任务，他提出以海洋普查为纲，推动全面工作的开展。为搞好普查，裴丽生强调，一要结合塘沽新港、渤海油田以及长江口、钱塘江口的建设工程，摸清情况和取得数据；二是提供精密、准确、稳定的新设备和新仪器。在此之前经他和竺可桢一道争取，1957年后装备了我国第一艘海洋考察船“金星” 轮，首次进行了渤海及北海、黄海西部综合考察。裴丽生提出了“南海工作应加强”的主张。嗣后，他到广东考察了南海，在他的支持下，在广东分院建立了南海海洋研究所。

裴丽生对中国冰川冻土研究的支持，令许多科学家至今念念不忘。1958年6月，应甘肃省委要求，中国科学院施雅风领导青甘综合考察队的一个分队，在进行祁连山冰川考察时，制订了三个月左右完成考察工作，基本查清祁连山冰川分布与蓄水量，以确定能否进行大规模人工黑化，增加融水的工作，并在年底提交考察报告的大胆计划。裴丽生偕同专家亲自到兰州审查批准这个计划，并将冰川考察队从青甘综合考察队中独立出来，定名为中国科学院高山冰雪利用研究队。这个决定对我国冰川学的建立起了奠基的作用。施雅风等在年底按计划写出了考察报告，次年一月，我国第一部冰川学专著《祁连山现代冰川考察报告》就出版问世。1959年，裴丽生接受了当时正蒙冤受到批判的施雅风的建议，将冰川考察队扩展为冰川积雪冻土研究所，使冰川工作得到进一步发展。

中国科学院在我国地球化学研究的开创工作中曾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裴丽生则是这一重要作用的关键与决策人物。当时同位素地质等几个新研究室已迅速设立，稀有元素科研队伍的快速组成等，都是与裴丽生的关心指导分不开的。

裴丽生在地学方面还组织与支持了地球物理所建立起监测全国地震的地震站网；积极组织地理所联合地球物理所、土壤所、植物所、动物所、地质所、水文工程地质局等单位，完成了1：400万比例的全国综合自然区划、地貌、气候、水文地质、土壤、植物和动物等多种区划图；在北京组建了中国科学院土壤队，开展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的土壤调查；还决定把地理所测量组迁往武汉，扩大建立测量制图研究所。在裴丽生分管生物地学部时期，为增强古人类研究，将古脊椎动物研究室扩大并改称为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同时将南京古生物所改称地质古生物所，增添了沉积研究部门。

裴丽生特别关注与中国原子核事业以及和探空事业相伴而行的放射生物学和宇宙生物学的研究。生物物理所这两大研究领域的开拓和发展，都是与他的关注和支持分不开的。

1962年前苏联在我国西北边境附近的塞米巴拉金斯克进行频繁的核爆炸试验，党中央、周总理等领导十分关心我国受放射性物质的污染和对人民健康的影响。裴丽生亲自抓这方面的工作，了解放射性污染环境的情况并及时汇报中央。当时做这方面工作的同志都十分年轻，但裴丽生都认真听汇报并作记录，仔细询问放射性灰尘的散布情况，如何评估它对人民健康的危害，并了解探测及试验过程，亲自带领有关同志到国务院汇报。

组织落实国防科研任务

1960年，苏联政府单方面废除两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议，撤走在华专家，使我国“两弹”研制处于困境。毛泽东主席在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上发出“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的号召。中国科学院党组决定充分发挥科学院优势，集中力量加强国防尖端科学研究工作，并决定由裴丽生分工负责。他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精神和党组决定，迅即着手对全院国防科研工作进展情况以及可以运用的力量进行全面了解，协助张劲夫及时与国防科委等有关部门建立协作关系，并依托新技术局对全院各有关研究所的国防科研工作做了具体部署，从任务、学科、协作、人员、条件等方面加强管理。他深入科研第一线，及时地解决各种实际问题。 1961年，聂荣臻副总理提出：五院、二机部、中国科学院，三家要拧成一股绳，共同完成两弹研制任务。同年7月，国防科委成立了由刘杰、钱三强、张劲夫、裴丽生、刘西尧组成的二机部和中国科学院协作小组，以及由王铮、钱学森、张劲夫、裴丽生、刘西尧组成的五院和中国科学院协作小组。

在分工负责国防科技工作期间，裴丽生十分注意处理好为国防建设服务与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和发展基础研究之间的关系，努力改变某些科研人员中存在的片面强调学术研究，轻视解决实际问题的工程研制的风气，引导大家正确认识并处理任务与学科发展之间的关系，积极承担国防科研任务。他在各种场合反复宣讲科学院在国防科研工作中，要努力做到按时保质完成任务，还要努力做到不仅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尽可能搞清其规律和机理，上升到理性认识。裴丽生胸怀全局，深入实际，对重大任务从论证到组织队伍，再到研制、试验，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亲自过问，及时发现和解决存在的问题，大大促进了工作的进展。

（一）原子弹方面的工作

1961年7月，裴丽生与当时任二机部副部长的钱三强带领工作组到沈阳、长春、哈尔滨中国科学院所属各研究所，落实“科学十四条”的指示，和各所领导与科学家一起，分别安排了金属铀冶炼、核燃料化学和反应堆结构力学等方面的研究任务，同时，对各所的长远研究工作也作了适当部署。每到一地，他们就结合实际，阐述学科与任务的关系，强调发展原子能科学技术，不仅是国防建设和国民经济建设迫不及待的任务，而且还会通过这些任务的完成，积累大量宝贵的科学技术资料，极大地丰富学科的研究内容，为各门学科的发展开拓广阔的领域和新的天地。

过去由于政治审查和保密控制过严，研究所在安排国防尖端科研任务时，对科技人员的使用顾虑重重，很不放手。裴丽生、钱三强请公安部派人参加工作组，会同当地保卫部门，共同贯彻 “科学十四条” 对知识分子的政策，重新修订了保密范围和密级，当场定任务，当场审查干部。这样做，工作效率很高，又可以使大批人才得到信任使用。国防科委了解到这一情况后，认为这种认真贯彻知识分子政策、互相交底、共同完成任务的协作方法很好，于当年9月19日专门向中央军委罗瑞卿秘书长和几位军委副主席写了报告，称赞这种作法“真正体现了拧成一股绳的精神，极大地调动了科学研究人员的积极性”，“比较彻底地扭转了过去协作工作中的缺点”，建议“广为提倡，并进一步总结经验，不断加以提高”。

当年9月，裴丽生又先后到长沙、上海、西安科学院所属各研究所进一步贯彻“科学十四条”精神和聂总关于“拧成一股绳”的指示，双方经过深入细致的研讨，1961年共安排了二机部任务83项，222个课题，其中包括在核燃料工业和核武器研制方面发挥重要、关键作用的铀矿地质、开采选冶、全氟油、铀同位素分离膜、核燃料前处理工艺、核燃料后处理工艺、高效能炸药等一系列重大课题。

“全氟油”是分离铀同位素机组抗腐蚀耐辐射的润滑油。苏联专家在时，把这种材料放在保险柜里，用时拿出，用后锁起。苏联专家撤走后，只留下几个空盒，里边有一点残留物。裴丽生请上海有机化学所党委书记边伯明组织人加以分析，看它是什么东西。经过分析，确认残留物是全氟油，随后即组织专门研制组，成功地试制出了样品。裴丽生对边伯明说：“二机部一年才用200吨，干脆你们建个厂子，自己干。”全氟油生产出来后，裴丽又亲自到上海主持鉴定。并决定对在分析研制全氟油任务中作出贡献的高级工程师顾子恺以及其他参加者，每人提升一级工资。

还有一种材料叫“铀同位素分离膜”，当时代号“真空阀门”。这是提取原子弹装料铀235的关键和核心技术，只有美、苏、英三国掌握。科学院党组与上海市委一起组织冶金所、金属所、原子能所、复旦大学和上海市纺织局、冶金局、化工局联合攻关。在冶金所副所长吴自良主持下，突破了粉末制备、成型烧结和抗腐蚀等难题，终于在1964年试制成功。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科研人员不仅任务紧迫繁重，而且长期接触有毒物质，有损身体健康。裴丽生同志亲自到科研第一线考察，看到这个情况后，就由科学院院部出面，向有关方面争取，给科研人员增加了一些营养食品。

1963年初，中央专委下达了在中国首次核爆炸试验中要求科学院承担光热辐射和多种力学参数测试任务，要提出测量方案并研制、提供所需测量仪器。由于时间十分紧迫，裴丽生迅即部署各有关研究所组成21号任务核心组，调动人力，讨论技术方案，组建实验室。在国防科委主持下，长春光机所王大珩、自动化所杨嘉墀、物理所孙湘、电子所汪德昭、力学所郑哲敏、地球物理所傅承义等科学家均参加了讨论，确定了15个研制项目和指标，明确了技术方案和途径。在研制工作进入一定程度的基础上，裴丽生又于1964年1月19日召集有关所领导，逐项解决各研制项目所需的生产问题和器材问题，还决定对21号任务实行特殊的组织管理措施。院新技术局和各所都指定专人负责沟通情况，有问题迅速采取有力措施，确保优先解决。科技人员和工人经过一年多的日夜奋战，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按预定计划全部完成了观测仪器和设备的研制任务，保证了10月16日我国首次核爆炸测试任务的圆满完成。

（二）导弹方面的工作

为五院（后改为七机部）导弹研制工程配套，科学院组织安排了一系列理论分析、实验研究以及关键仪器、材料、设备的研制工作。据1961年11月统计，五院要求科学院配合的科研、试制任务达95项，226个课题，涉及东风、红旗等8个型号的导弹。

导弹发射场的光学测量设备大型电影经纬仪（任务代号为150-1工程），是自力更生研制导弹所必不可少的测试设备，用于测量导弹飞行轨道参数，记录飞行姿态，以验证导弹设计和制造的成败和优劣。指标要求作用距离210公里，定位精度10米，测速精度0.7米/秒。这种设备是西方国家对我实施禁运的。1960年，五院向科学院提出研制光学外弹道测量仪的委托任务书。由于这一工程任务极其复杂，有许多技术难题，有的使用要求都需要从头摸索，国内可能的协作条件也不清楚。经过裴丽生与国防科委国防工办等部门以及有关专家反复论证、磋商，最后确定150-1工程由中国科学院抓总，长春光机所在技术上总负责，一、四、五机部及文化部等有关工厂积极参加协作，共同完成任务。为此，确定建立设计师系统，由王大珩所长任总工程师。

经过多方努力，光机所按时优质地完成了五台经纬仪的生产任务，分别安装在二十基地和二十五基地，满足了使用单位的要求，加速了导弹武器的研制过程。同时，光机所自身也锻炼了队伍，建立与发展了某些学科基础。

在导弹技术方面，科学院承担的由中央专委下达的任务，还有反导弹武器光炮的研制和入侵敌弹真假目标识别的研究，以及援越抗美所需要的超低空地空导弹的研制等。在这几个方面，裴丽生也倾注了心血。

1965年5月，中央专委决定，由中国科学院负责，在短期内研制出一种超低空地空导弹（代号541），这是一种群众性防空武器，灵活轻便，可供当时援越抗美战争之用。7月，裴丽生副院长召开了第一次541任务领导小组及总设计师组会议。领导小组由新技术局及有关所、厂负责人共11人组成，杨刚毅、吕强分别任正副组长。总设计师组由科学院力学所、大连化物所、长春光机所、自动化所、化学所、兰州化物所、科学仪器厂和五机部四所、三所的科技专家组成，郭永怀任组长，林鸿荪、屠善澄、张松年任副组长。科学院在裴丽生直接领导下，动员了27个所、厂的1300多名科技人员参加此项工作。当时没有任何技术资料可以借鉴，但科技人员为国防事业献身精神极强。裴丽生和院部新技术局、各所党委在政治思想、院内外协作、各种条件保障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基本上做到有问题能及时发现、及时解决。1965年12月，也就是不到半年，541试验弹就近乎奇迹般地研制出来了。在力学所、化学所怀柔基地进行了6次发射试验，检验结果表明，发射系统的可靠性、发动机系统的工作特征、弹体的气动稳定性和结构的可靠性，都令人满意。

（三）人造卫星方面的工作

1957年苏联人造地球卫星上天，地球物理所所长赵九章根据地球物理探测研究的需要，提出了开展火箭探空和研制人造卫星的建议。1958年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同意以科学院为主搞人造地球卫星。科学院党组在组织科学家讨论的基础上，决定把这项工作列为全院1958年的第一号任务，成立了“581组”，作为地球物理所的二部，由院党组副书记和秘书长裴丽生直接领导。

高空火箭和卫星探测涉及学科众多，581组几乎每周都要开一、二次会议，各有关研究所的科技骨干和所长、党委书记参加，裴丽生经常参加会议讨论，认真记笔记，及时指示院机关有关职能部门协同解决实际问题。在各有关研究所夜以继日通力合作下，苦干两个月，完成了运载火箭结构的初步设计和载有多种高空环境探测仪器及动物舱的两种探空火箭头部模型，为自力更生发展我国空间事业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与此同时，在国防科委组织下，科学院与国防部五院联合制订了“和平一号”地球物理火箭探空计划，领导上确定由科学院秘书长裴丽生挂帅，五院指定梁守盘主任负责联系，与靶场挂勾问题由五院刘秉彦副院长负责，力争1959年第四季度发射成功。

1959年，根据中央指示，决定暂停卫星研制工作，集中力量先搞气象火箭探空。为此，除研究试制运载火箭及各种高空气象探测仪器、地面接收系统外，还在安徽广德县的无人山谷中建立探空火箭试验场。1960年7月和9月，在试验场作过若干批次火箭发射试验，裴丽生曾亲赴现场视察。

1961年4月，苏联载人飞船进入太空，引起中国科技界和国防部门的极大关注。在裴丽生主持下，中国科学院组织了星际航行座谈会，每次由一位专家主讲一个专题。6月3日的第一次座谈会由钱学森作题为《今天苏联及美国星际航行中的火箭动力及其展望》的中心发言。第二次由赵九章讲《卫星的科学探测和气象火箭测量》。每次中心发言后，裴丽生就让科学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人们得出一个共识，搞卫星，实际上与搞导弹是互为表里、相互为用的，发射卫星与发射导弹所需要的火箭技术基本上是一回事。苏联、美国的卫星上天，表面上是民用，实际上主要目的还是军用。大家还就发射卫星是用二级还是三级火箭进行过热烈讨论。后来相继报告和讨论了卫星的通讯和测控、卫星本体温度控制等各种问题。座谈会延续三年，共举办12次，提出了许多有益的设想和建议，这不仅活跃了学术思想，而且为后来的卫星上马提供了技术储备。

1964年12月，赵九章在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期间写信给周恩来总理，认为中国已基本具备发射人造卫星的条件，建议中央采取措施，争取在建国20周年发射。1965年5月6日，中央专委第12次会议决定将人造地球卫星列入国家计划，并确定中国科学院为技术抓总和卫星本体研制单位。专委还责成国防科委组织协调，由中国科学院在十月份向专委提出具体安排报告。科学院党组立即行动，在张劲夫统一领导下，由裴丽生负责具体组织工作。他召集地球物理、力学、自动化、数学、电子学、计算技术等研究所参加会议。经过认真深入的讨论，于7月1日向中央专委呈送了《中国科学院关于发展我国人造卫星工作的规划方案建议》，具体阐述了发射人造卫星在政治、国防和科学技术方面的目的和意义，建议我国十年内着重发展以军用卫星为主的应用卫星系列，结合进行空间科学控测；军用卫星中又以侦察卫星为主，其次是气象卫星、导弹预警卫星、通讯卫星、生物卫星和载人飞船。报告并提出，请国防科委设立专门机构，加强领导和组织协调，在中国科学院设立一个卫星设计院，在国内建立必要的地面观测网，并在今后有条件时，在海外设立观测站等重要建议。中央专委第13次会议讨论了这个报告，并原则批准了有关建议。

8月17日，裴丽生主持召开中国科学院落实中央专委第13次会议批示的会议，决定在组织领导方面，院内先成立三个机构：以谷羽为组长，杨刚毅、赵九章为副组长的卫星工作领导小组；以赵九章为组长，郭永怀、王大珩、杨嘉墀为副组长的总体设计组；以陆绶观为主任的办公室。并要求总体设计组和办公室在9月15日以前完成以下工作：提交领导小组研究后向院党委汇报；草拟第一颗人造卫星总体设计方案；提出院内、院外各有关单位分工协作方案；提出第一颗卫星发射及今后一系列卫星研制所需的组织措施和条件保证；草拟卫星设计院的组织方案等。

1973年1月，科学院革命委员会通知裴丽生，可以开始工作，具体任务是分管科协。5月，他正准备接待美国科学院代表团和到芜湖参加学术会议时，忽然又被停止工作，一拖就是二年。1975年到科学院图书馆担任顾问，不久受命组织检查组，到研究所检查工作。旋即又是“反击右倾翻案风”，检查组工作亦未始即终。

“四人帮”倒台，文革宣告结束。1977年11月，裴丽生被任命为中国科协副主席，主持中国科协的工作，以后又被任命为国家科委党组成员、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国家科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十年动乱中，中国科协是被彻底砸烂的单位，队伍被遣散，房子被占去，办公设备和文件资料荡然无存。裴丽生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找房子。经过反复奔波，终于找到了立足之地。接着，他组织起一个恢复中国科协的筹备小组，依托这个班子，并且经常由他亲自出面，向国务院和有关领导部门办理各种手续。1978年4月，由国家科委发出的《关于全国科协当前工作和机构编制的请示报告》获国务院批准。国务院指示中国科协恢复后，主要抓“恢复和建立各专门学会，开展学术交流活动”等六项工作。通过几年的努力，中国科协设立了工作机构，有了编制和经费，终于可以工作了。

1977年12月，裴丽生亲自参与组织了在天津召开的中国金属学会等5个学会的学术讨论会。这是中国科协恢复后的第一个重大举动，是在科技工作者中影响巨大的一次盛会。粉碎“四人帮”后，中国的科学家工程师被压抑的生命之火，象岩浆一样爆发出来了，凡是接到通知的，几乎没有不到会的。科学家见面之后，那种劫后重逢的动人情景，简直难以形容。他们感谢科协做了一件好事。会议的学术探讨气氛也极好。裴丽生对长期持有不同学术观点的老专家做了细致的工作，使持不同学术见解的专家友好相处。在天津五学会活动的带动下，到1977年底，中国科协所属全国性学会，有23个相继恢复了活动。1978年1月，裴丽生与有关领导商量后，召开了各个学会的理事长会议，各学会理事长全部参加了这次会议。从此全国性学会的学术活动全面恢复了。会议结束时，由新华社发表了各学会及理事长的名单。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这也是一种政策落实。

1978年，裴丽生在普遍促进全国性学会恢复的工作中，重点抓了5个大的学术讨论会。在太原召开的中国农学会学术讨论会上，中国农学会理事长杨显东以实事求是的无畏精神，第一次对“农业学大寨”提出质疑，指出了大寨在农业耕作上一些违反科学的问题，在国内引起强烈的反响；在庐山召开的物理学会学术讨论会，美籍华裔学者杨振宁、林家翘专程从美国赶来参加会议，这是文革后第一次有外籍学者出席。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以及率先开展学术活动的10个学会带动下，1979年以后的学术活动更呈雨后春笋、蓬勃兴起之势，而且对国家经济建设提出了许多首创性的见解与倡议，受到有关领导部门的重视和采纳。为全面恢复学术活动，并提高学会地位，由裴丽生提议，1981年春节期间在人民大会堂安排了中国科协所属的各全国性学会的学术会议。此举大大提高了科技工作者办好学会的积极性和荣誉感。“文革”以前，全国性学会44个，中国科协“二大”以前，已经发展到106个，除恢复原有学会外，新成立学会62个。

他非常尊重科学家。在周培源代理中国科协主席后，裴丽生经常上门向周老请示汇报工作，倾听周老的指示和意见。为了多听听科学家对某项工作的看法和意见，而又不影响他们的科学研究，裴丽生常常利用节假日或利用晚上登门拜访。有时科学家之间对某个问题产生意见分歧，如某学会该不该加入科协，某件工作该不该由科协来做等，裴丽生总是耐心听取和尊重各方意见，采取讨论办法，让科学家自己决定。每到一地，他都与当地科学家见面、座谈，听取科学家的意见与呼声，据此改进工作，或向党政领导反映。

科协组织恢复时，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十年动乱中有相当多的冤假错案，也有许多生活待遇不公、工作安排不当的问题。裴丽生接到反映此类情况的信件时，都立即批示有关职能部门同当地党政部门联系，一件一件地加以落实，有的还直接反映给省市党政领导。如著名柑桔专家曾勉的政策落实问题，连续抓了几年才见到成效。

开拓科技咨询服务事业

1979年，中国科协的许多重要学术活动都是紧密围绕四化建设开展的。在东北地区农业现代化学术讨论会、中国水利学会南水北调工程规划学术讨论会等活动中，都提出了许多重要建议。上海市科协组织专家对宝山钢铁厂原料堆场的地基问题也提出了重要建议。这些建议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成为当代中国科技咨询事业的发端。裴丽生对此反映敏感，及时抓住不放。在他的积极提倡下，中国科协及一些学会和一些省市科协都把科技咨询服务作为重要任务来抓，特别是以华罗庚教授为首的多学科专家，对安徽省皖西自然资源和两淮煤炭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举行了综合考察，提出了全面系统的开发建议。中国科协把这次考察活动专题报告了国务院，国务院领导同志肯定了科技咨询服务工作的重要性，认为它是科技部门走向社会化的一种形式。1980年9月，中国科协成立了科技咨询服务部。

当时，科技咨询的开展遇到两个问题：一个是科协能不能以经济办法开展工作，如何收费？对参与咨询工作的科技人员应否给予适当的报酬？在中国科协内，看法截然不同，有人主张接受报酬，有人对此提出非议。另一个是，科协是群众团体，不象科研院所大专院校那样，拥有大量科技人员和必要设备，如何开展工作？裴丽生以一年多来的实践经验回答了上述两个问题，指出科协系统开展科技咨询工作，除依靠少量的专职工作人员外，主要依靠它所属的全国性学会和省市学会等，通过多种形式发挥各单位科技人员的潜在力量。并认为科技咨询的着眼点是服务，收取一定的咨询费用也是应该的。这不仅有利于咨询服务工作的开展，也符合社会主义按劳取酬的原则。经与财政部协商，共同制订了《科协系统及所属学术团体科技咨询服务收费的暂行规定》。1983年，中国科协成立科技咨询服务中心，裴丽生、华罗庚为总顾问，由二十多位各有关方面的专家组成的中心委员会进行领导。科协系统的咨询服务工作此后就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

著有《裴丽生文集》（科学普及出版社），《学习农业合作化政策参考文集》（通俗读物出版社）等书。主编有《纪念杜任之文集》（山西人民出版社），《中国革命老区》（中共党史出版社）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