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在1939年9月尾并吞了波兰以后，纳粹德国将它们国内和奥地利的犹太人集中在波兰的腹地省份，称为“普通政府”的地区。犹太人被强迫安置在“强制性犹太人居住区”之内。最大规模的“强制性犹太人居住区”位于华沙。在华沙的犹太人被迫在1940年11月15日前搬迁到被指定为犹太人聚居的地区，并将这个地区完全密封。继低地国家、法国、波罗的海国家和南斯拉夫先后受到纳粹德国的军事占领，更多犹太人处在了纳粹德国的控制范围内。纳粹大屠杀由1941年6月22日，德国偷袭苏联开始以后大规模爆发，德国盖世太保跟随德军，对住在苏联乡区的犹太人进行大规模的大屠杀。盖世太保最初的杀人方法是用手枪射杀，然后把他们的尸体埋葬在万人坑里面。但是柏林想出了更有“人道”的杀人方法来减低秘密警察的压力。这个方法是用毒气杀人。初时秘密警察只用汽车的废气来毒杀犹太人。但是在1942年起德国采用了氰化氢（Hydrogen Cyanide Gas）来更有效率地杀死更多的犹太人。

1941年12月，德国在波兰先后兴建了6个专门用来杀人的集中营。当中的地点包括奥斯威辛和特雷布林卡。这些地点被选择的原因是因为它们都是铁路的交汇点，以及它们都不是军事上重要的地点，不会被盟军空中侦查发现，保密系数高。所以，纳粹党可以秘密地进行这个杀人计划。

1942年1月20日的万湖会议，最终落实“犹太人问题的最后解决方法”以后，纳粹德国开始用这些集中营来大规模屠杀犹太人。在欧洲各地被拘捕、扣押、诱骗的犹太人，被用货车车厢，从各国运到这6个杀人的集中营。在奥斯威辛集中营，被运到的犹太人会经过一个挑选过程。可以做苦工的男性会被送到苦工营，而其他的会被直接送到毒气室。被送入的犹太人以为他们是被送到浴室，但是进入到浴室之后，大门关闭屋子里开始弥漫刺鼻的紫色烟雾的时候，他们才知道“浴室的莲蓬头只会放出毒气”（此为一般人或电影的错误认知，德国人是将一种被称为Zyklon B的氰化氢金属桶从屋顶的管道掷入毒气室中，桶中的氰化氢在室温中即挥发为毒气）。其他的附属集中营则只有杀人的任务而没有苦工营的。

在1944年，当纳粹德国知道它们的气数已尽的时候，它们加快了集中营杀人的速度，并开始大规模自行拆毁、炸平一些东线邻近苏军大反攻战线的集中营，所有的犯人被强制性集体徒步押送回西部相对安全的集中营。当中包括被德军占领的匈牙利。当盟军在1945年初解放波兰时，它们发现了这些杀人的集中营。

放逐希腊犹太人是法西斯最野蛮的行径之一。长达十天的行程，等被驱赶的犹太人到达集中营时已疲惫不堪，等待他们的却只是奴隶般的劳作和肆意的被屠杀。据资料披露：罗得岛上有几百名犹太人被强行塞进几条破船里，然后被沉入波涛汹猛的爱琴海中，残忍程度令人愤恨不已。 在纳粹通过“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的计划”的5个月之后，希特勒撕毁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大举进攻苏联。同时，对犹太人的迫害也进入了更为残酷、更为疯狂的时期。 党卫军像恶魔一般对他所占领地区的犹太人进行消灭。犹太人被赶到一个地方，当即就被枪杀，然后被抛进尸骨累累的万人坑。

煽动当地居民灭犹的灭绝令到处散发，数以千计或万计的犹太人被召到某个偏僻的地方被杀人机器处决，许多无名的犹太人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就被赶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了，有时整个一个地区变成了一个罕见的巨大墓地。欧洲大地到处冤狱遍布、冤魂遍野，鲜血染红了大地，到处裸露着犹太冤魂的尸骨。令人发指的是，德国法西斯不仅要处死他们，连犹太人的孩子们也不放过。大批的儿童们被分批运往集中营。在送往集中营的过程中，十四岁以上的儿童已经按照成年人对待了。有时这些天真无邪、软弱可怜的孩子们从学校或犹太居住区举办的儿童之家回家时，在家中看到的只是陌生的面孔，他们的父母已惨遭毒手；当他们被运往集中营时那胆怯、像绵羊一样的听话令再坚强的人也要为之落泪，然而这并没有感动疯狂的纳粹党徒。

最开始的时候，秘密警察使用汽车的废气来毒杀犹太人。但是从1942年起，党卫军采用了氢氰酸，以及它的盐类等更有效途径来灭绝犹太人。

灭绝营（Extermination camps）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其中一项建设来有组织地集体屠杀人的地方，也是就所谓的犹太人大屠杀。二次大战时，灭绝营建立来作为后阶段的歼灭行动。在营内被杀的死者一般会被集体火化或埋在万人冢。而在灭绝营被屠杀的主要是欧洲的犹太人和罗姆人（即吉普赛人）。被带到这里的人大多不会生存超过24小时。往灭绝营的主要驱逐路线灭绝营（德文：Vernichtungslager）和死亡营（Todeslager）一般都会被混合使用，并具体指用来作种族灭绝的营地。一般来说，死亡营是一个设立来杀害犯人的集中营。它们不是用来进行惩治犯罪行为，而是用来促进种族灭绝。在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死亡营就是纳粹德国在二战期间于被占据的波兰所建的灭绝营。此外，“灭绝营”有时也被政治示威者夸张地用来形容他们想嘲笑的监狱营地。 纳粹德国灭绝营不同于纳粹集中营，如达豪集中营及贝尔森集中营，集中营大多是用来监禁犯人的地方，如不同“国家的敌人”（纳粹会把他们被认为不可取的人都标志为国家敌人）奴工。在最初几年的纳粹大屠杀，犹太人主要被送往这些集中营，但从1942年起，他们则大多被递解到灭绝营。 灭绝营也不同于劳动营，劳动营被建立在所有被德国占据的国家，去劳役不同的犯人劳工，包括战俘。很多犹太人都在这些劳动营工作至死，但尽管犹太人劳工多勤力，有多大用处于德国的战争，他们最终都注定被灭绝。在多数纳粹营（除了非苏联士兵战俘营和某些劳动营），营内的死亡率高都是基于执行死刑、饥饿、疾病、疲劳过度，和极端的暴虐行为，然而，只有灭绝营是“特别”专用来集体屠杀的。 灭绝营与集中营在德国人自己来看是有分别的（虽然没有在营地正式的表态过）。早在1942年9月，党卫队医生目睹了整个毒气毒杀过程，并在其日记中写道：“他们不会无端称奥斯威辛（das Lager der Vernichtung）为灭绝营！”阿道夫·艾希曼的一名代理人威斯里舍尼（Dieter Wisliceny），于纽伦堡审判被审问时，他被问及灭绝营的名称；他的答复提及奥斯威辛和马伊达内克等。当被问到“你如何分辨毛特豪森、达豪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他回答，“于艾希曼部门的角度来看，它们是一般的集中营”。 营地分布二战犹太人大屠杀以下是纳粹大屠杀时于波兰的六个纳粹灭绝营： 奥斯威辛二号、切姆诺灭绝营、贝尔赛克灭绝营、马伊达内克灭绝营、索比堡灭绝营、特雷布林卡灭绝营。

奥斯威辛和切姆诺位于被德国占据的波兰西面；其他四个位于普通政府地区。 其他死亡营，较少人知的有Maly Trostenets extermination camp，位于白俄罗斯或Lokot Republic附近。华沙集中营的杀戮程度和性质仍然是备受争议的事项。 “最终解决方案”（Endlösung der Judenfrage）被纳粹党用来形容集体杀害欧洲的犹太人。这个行动决定于1942年1月的 万塞会议，并在艾希曼的管理下执行。特雷布林卡，贝尔赛克和索比堡灭绝营都是在莱因哈德行动时建立的，作为灭绝波兰犹太人的假名。 奥斯威辛二号和马伊达内克灭绝营都有劳动营，莱因哈德行动营和切姆诺灭绝营则是“纯正”的灭绝营，换句话，它们是独立建立来专门杀人的，目标主要是犹太人，被送至这里的人在抵达营后的几小时内便会被杀害。而没有立刻被杀的则是用来兼作奴工，他们直接联系于灭绝程序，例如从毒气室移走尸体。由于只需极少的房屋和支援设施，这些营的面积都很小，每边只有几百平方米。而被送至营的人只会被告知，这里是一个中转站，之后他们会被再迁往更远的东方或工作营。 除了犹太人，也有其他人在这些营被杀害，包括了很多非犹太人的波兰人和苏联战俘。 受害人数二战犹太人大屠杀现今估计死于犹太人大屠杀的犹太人约510万人，其中小孩占一至二百万；吉普赛人、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同性恋者则占约50万。犹太人大屠杀杀害了当时世界犹太人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欧洲犹太人的三分之二，波兰犹太人的90%。

1945年1月27日，苏联红军攻入奥斯维辛集中营，他们看见7650个像鬼一样的大屠杀幸存者。 解放奥斯威辛集中营的苏联红军是100步兵师和107师504步兵团。在解放集中营的途中，苏联红军沿路和逃跑的德军发生交火。有231名苏联红军战士长眠在解放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战斗中。1月中旬，纳粹已经意识到不可能抵抗苏联红军的强大攻势了，他们一再向集中营方面下达“紧急特殊处理”的命令（参见电影《辛德勒的名单》），可余下的“囚犯”中他们只来得及“紧急处理”200多人，苏联红军就攻至附近，于是苏联红军也得以解放了那7650个“像鬼一样的人”。 当年苏联红军107师504步兵团的维尼钦科回忆说，当时部队抵达奥斯威辛市时战士们还不知道这里有集中营，他们先看到了两道铁丝网，又看到了一群一群的囚犯。这些囚犯极度瘦弱，相互搀扶站立着。囚犯们知道是来解放他们的，都十分激动，纷纷上前和苏联红军士兵拥抱、亲吻。随后美军方面也赶到参与“善后”。除了那7650个“像鬼一样的人”外，红军战士们还看见：1.4万条人发毛毯，35万件女装，4万双男鞋和5000双女鞋，7.7吨头发，几十箱的戒指金牙……还有许多未被销毁的焚尸炉。

幸存者虽获救了，但后遗症是长久的：在解放后的几个星期里，护士们还经常从他们的被子里发现病人们藏起来留给第二天食用的面包，他们不相信很快又能吃上下一顿饭。一些人担心送死而拒绝去洗澡和打针。 每年的1月27日被许多国家作为犹太人大屠杀纪念日。奥斯威辛集中营是纳粹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修建的1000多座集中营中最大的一座，由40多座集中营组成，是纳粹党卫军头子希姆莱直接下令修建的。纳粹德国将犹太人像牲口一样用火车从欧洲各地运到奥斯威辛集中营，并实施大规模屠杀。而且它还像日本侵华日军的“731部队”那样设立了用活人进行“医学试验卫报》1月26日报道，路透社和英国广播公司等机构公布数字显示，历史学家的最新研究结果发现奥斯维辛集中营杀害了120万～150万人。能统计到的数字为：96万犹太人，7.5万波兰人，2.1万吉卜赛人，1.5万苏军俘虏，1.5万其他民族的人。其它数字只能“模糊化”，希特勒知道：“杀死一个人是悲剧，杀死成千上万的人只是一个数字。” 集中营内也有工业生产，纳粹党卫军负责建筑和生产人造橡胶、汽油的大型企业，同时还负责在几座较小的集中营从事挖煤和生产水泥等。如果你进去时健康，你兴许能暂时活命。在奥斯威辛只有身强力壮的人才有资格活下去，一旦进了21号楼的“医院”，那就等于被判处了死刑。幸存者之一的阿尔宾有一次发烧被送进21号楼，深知内情的医生囚友给他紧急处理了一下便将他“赶”了出去，从而使其逃过一劫。1940年6月至1945年1月期间，有700多人试图逃亡，但仅有300多人成功，其中只有5名犹太人。鲁道夫·弗尔巴就是这5个中的一个。 1942年，年仅18岁的弗尔巴与难友维兹勒躲在一堆用来搭建棚屋的厚木板下面，当时同在集中营内的苏军战俘发现这一情况后，悄悄在他们身上洒了些烟草叶子和液态苯，以便迷惑可能追踪而至的纳粹大狼犬。当弗尔巴和维兹勒被运出集中营大门的时候，纳粹看守曾经用手拖动木板进行检查，当时弗尔巴以为自己死定了，可是看守最终未进一步搜查便予以放行。 逃出集中营后，弗尔巴和同伴忍饥挨饿东躲西藏地度过3天，直到穿越纳粹占领区，他们最终投奔了捷克游击队。 作为当时逃离奥斯威辛仅有的5名犹太人之一，弗尔巴与其同伴维兹勒于1944年首次向盟军领导人披露了奥斯威辛集中营中的真相，让毒气室和焚尸炉等骇人听闻的纳粹杀人机器第一次为外界所知晓。 迈阿密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一名女子凝神参观记录大屠杀惨状的铜像。虽然盟军方面对纳粹屠杀犹太人已经有所耳闻，但在解放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前他们还不知道这部杀人机器的规模到底有多大。有一个数据说二战期间纳粹屠杀的犹太人有586万人，其中战场上杀害的占不到二百万。总之，如果不是采取隔离区+集中营+毒气室这种有组织的杀人策略，被杀害的犹太人数量不会这么多。

欧洲犹太民族的精华在这场大浩劫中丧失殆尽，在希特勒的死亡营中幸存下来的那些人永远带着大屠杀的恐怖和创伤。有位评论家说：欧洲犹太人是被折磨、被掳掠、被屠杀、被分裂的民族。应该说这话是有道理的。 据战后统计：截止到1945年，波兰原有350万犹太人只剩下7万余人，荷兰的14万犹太人只剩下3.5万人，罗马尼亚的65万犹太人仅剩下25万人，而德国和奥地利的33万犹太人仅有4万人生还，希腊的7万多名犹太人仅1.6万人幸存，在乌克兰有90万犹太人命赴黄泉，白俄罗斯的24.5万和俄罗斯的10.7万名犹太人也成为纳粹灭犹的牺牲品，捷克斯洛伐克的35.6万犹太人仅剩下1.4万…… 欧洲600万犹太人成为希特勒屠刀下的屈死鬼，其中还包括100万儿童。整个世界当时三分之一的犹太人成为纳粹种族主义学说的牺牲品。

犹太人大屠杀死亡人数死于各死亡营的人数估计如下：奥斯威辛－比克瑙：约110万人；特雷布林卡：至少70万人；贝尔赛克：约43万4千5百人；索比堡：约16万7千人；切姆诺：约15万2千人；马伊达内克：7万8千人Maly Trostenets：至少6万5千人。以上总计超过250万人，其中超过80%是犹太人。因此这些营占了被德国纳粹所杀的犹太人的一半，也占了波兰犹太人被杀者的大多数。

修建集中营理由：1、欺骗犹太人进来。犹太人当然不想进来，但是给他们看到一点“希望”，他们反抗、躲藏得不是这么激烈。纳粹先把犹太人赶进隔离区，然后逐批送往集中营。刽子们知道，屠杀的效率取决于受害人走上刑场的秩序，所以骗局最好保持到最后一秒钟。事实上在1944年，波兰的犹太人隔离区（非集中营）的犹太人实在无法忍受迫害进行了一次起义，他们宁愿有尊严的死也不愿如同牲畜一般被宰杀（可参见电影《钢琴家》）。德军镇压后屠杀了20万人。 2、在国际上掩人耳目。这就像当年侵华日军也要掩盖南京大屠杀等战争罪行一样。一些隔离区和集中营附近的居民甚至都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事。 3、方便榨取犹太人“剩余价值”。活的劳力，死的尸体与遗物都有用。 4、便宜。毒气有多种，纳粹用得最多的齐克隆B——一种氰化氢。用枪杀死2000个人最少需要2000发子弹，而几个盘子的大小的齐克隆B就能有效杀死2000人，比相同体积的煤贵不了多少。 5、减轻党卫军的负担。党卫军的其中一个重要工作就是“优化人种”。一开始他们主要采取手枪处决的方式，后来觉得这样效率太低，于是改变了策略。1941年纳粹开始尝试毒气杀人方式，1942年1月纳粹党通过了“犹太人问题的解决方法”——即“最终解决方案”：集中营+毒气室。管理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党卫军约有7000多人，他们可以“有条不紊”的加以“管理”了。集中营的多数工程也是驱迫犹太人建设的——自己修建自己的坟墓。

马伊达内克灭绝营的火葬场灭绝营里虽然有很多人是死于集体枪杀、饥饿和酷刑，但是主要的屠杀方法是利用毒气室来杀人。奥斯威辛营的指挥官鲁道夫·霍斯（Rudolf Höss），于战后曾写道：很多“立即执行小组”（Einsatzkommando）的人在参与集体枪杀后，由于“无法再忍受涉步于血中”都变疯了或自杀。而被杀者的尸体会被放于营内的火化炉火化（除了索比堡灭绝营，那里会于营外的（火化用）柴堆火化），而其骨灰则会被埋起或撒开。在奥斯威辛－比克瑙，那里的尸体由于太多，不能用埋葬或柴堆火化的方法，唯一处置办法是将尸体放于由德国公司Topf und Söhne专门设计的炉窑火化，这些炉窑几乎是日以继夜没有停顿地进行火化。 每个营的运作有些小不同，但是都是设计来有效率地屠杀人。例如党卫军医务上尉Kurt Gerstein，表明了一位瑞典外交官在战争时于营内所见的事情。他形容他如何于1942年8月19日抵达贝尔赛克灭绝营（在那时，营地仍然用主要用一氧化碳作为毒气室的毒气），他自豪地表明卸载的45个车厢塞满了6700名犹太人，其中许多人已经死了，但其余的都是赤身裸体地步向毒气室，他说： Hackenholt下士用了很大的力量来使引擎转动，但是引擎始终不动。接着Christian Wirth队长走过来。我看得出他害怕，因为我出席了一场灾难。是的，我看到这一切，我等待。我的秒表显示一切，50分钟，70分钟，柴油始终没有开始。人们在毒气室内等待。徒劳的。他们可以听到哭泣声，“像在犹太教会，”Pfannenstiel教授说道，他的眼贴近木门的窗口。Wirth队长愤怒地鞭打了乌克兰助手Hackenholt，十二次，十三次。经过2小时39分钟，秒表记录这一切，柴油开始了。直至此刻，被关在这四个稠密毒气室的人还活着，4乘750人在4乘45立方米的室内。25分钟又过去了。许多人已经死了，因为毒气室内的电灯内点亮了几分钟，所以可以通过小窗口看到里面的情况。又28分钟后，只有少数人仍活着。最后，32分钟又过了，所有人都死了……牙医敲掉（死者的）黄金牙、齿桥和齿冠。在他们中间站着Wirth队长。他如鱼得水，并显示给我看一大个装满牙齿的罐，他说：“你自己看看那些黄金的重量！这仅是从前天至昨天。你无法想像我们每天发现的，银币、钻石、黄金，你将自己看到！” 二战犹太人大屠杀据霍斯说，首次用齐克隆B（蓝色的氰化物）来对付犹太人，尽管那些犹太人以为只是去除虱子，但很多人都怀疑他们将被杀死。因此在未来的毒气攻击，这是有困难的，所以他们会被分开，在不引人注目情况下枪毙。特别支队（sonderkommando）的成员 ，一组营地的囚犯被指派协助进行了灭绝，他们会陪同犹太人进入毒气室，直到门关上为止。此外，一名党卫军的护卫会站在门口，以保持“安定人心的作用”。为了避免令囚犯有多余时间去思想其命运，会尽快要求他们脱下衣服，并由特别支队帮助那些可能会拖慢进程的人。 特别队会和被毒气所杀犹太人谈及营地的生活，并试图说服他们相信一切都没有问题。许多犹太妇女当除去衣服后，会把其婴儿藏在自己的衣服的下方，因为她们担心消毒剂会伤害其婴儿。霍斯写道：“特别队的男官兵特别查找这些”，并鼓励妇女把其孩子一块带去（毒气室）。特别队的官兵也负责抚慰那些可能会哭的小孩“因为害怕于陌生环境脱去衣服”。 但这些措施并不能欺骗所有人。霍斯讲述几个犹太人“他们要么猜中或知道他们在等待什么”，但他们仍“找到勇气去与孩子说笑和鼓励他们，虽然致命的恐怖场景就在他们眼前”，有的妇女会突然“在脱衣服时发出恐怖的尖叫，或拉扯自己的头发，或像疯子般尖叫。”这些都会被特别队的官兵立即带离现场去枪毙。也有些人“在率领到毒气室前会透露其同种族仍藏匿人的地址。” 当毒气室的大门被锁上，粉末状的齐克隆B便会从室顶的特殊洞子撒下。而营地的指挥官每次都会透过窥视孔来查看毒气杀人的情况，和监督准备功夫和善后工作。霍斯说，被毒气杀死的尸体“没有任何明显的抽搐迹象”，奥斯威辛的医生把这归咎于齐克隆B的“肺部瘫痪作用”，这确保了犯人在抽搐前死亡。 二战犹太人大屠杀当毒气攻击进行完毕，特别队的官兵便会移走尸体，并取走其黄金牙齿和剃了毛发的尸体，然后把他们送到火葬场或窖。在这情况下，尸体会被火化，特别队的官兵负责添加燃料拨旺炉火，排出过剩的脂肪，并翻倒“如山的燃烧尸体”，使火不断的燃烧。霍斯发现特别支队的惊人态度和献身精神。尽管他们“深知……他们也将会是相同的命运”他们设法履行其职责”，“在这样无疑的方式，他们可能认为自己是灭虫者”，按霍斯说，其中许多特别队官兵在他们工作时都会吃东西，和抽烟，“尽管从事这可怕的焚烧尸体工作”。偶尔，他们会碰到近亲的尸体，尽管他们“被明显地影响了，……但永远不会导致任何事件发生”。霍斯举例的一名男子，从毒气室搬着尸体到火坑，发现尸体是其妻子，但他表现得“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一些纳粹党的高级领导人和党卫军被送往至奥斯威辛营去查看毒气杀人的情况。霍斯写道，“一切他们所看到的都印象深刻”，有些“之前最大声疾呼要执行这种灭绝的人，当他们亲眼看到这‘犹太人问题的最后解决’后，他们都沉默了。霍斯被反复问及如何能忍受这灭绝。他解释：“铁般的决定使我们必须全面贯彻落实希特勒的命令”，但发现即使“很强硬的阿道夫·艾希曼也不希望和我交换位置。” 尸体的运用特别分队（党卫队特派司令部，sonderkommando）非常勤于掠夺被杀害犹太人的尸体，他们会拿去其尸体上的衣物、首饰、眼镜、头发、（补上的）金牙等任何能再用或循环再造的物件。但是，也有其他令人怀疑的故事。有些人更声称纳粹以人皮来做灯罩，这是完全可能的，马丁·鲍曼的儿子，又称马丁，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当时他还是一个小孩，他曾看见一张用人骨做的椅子，和一本用人皮包着的书。纹身的皮肤有时会被拆去，然后保留。一个利用黑瓦洛部落的技术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做的头盖骨，后来更作为纽伦堡审判的证据。犹太人大屠杀-历史争议 位于奥斯威辛比克瑙集中营的英文纪念碑围绕着集中营和大屠杀的历史性辩论主要涉及当地居民共谋的问题。虽然许多犹太人被基督教邻居救了，但也有忽视他们的处境，并检举他们的人。此外，很明显许多集中营被绑于当地经济的发展。举例来说，商品都是被运送到营地，而当地妇女需提供家务料理等。纳粹军官光顾当地的小酒馆，交易的黄金都是从受害者那里搜刮来的。当前的历史研究指出，曾居住在营地附近的人说，那里所发生的事情大部分都隐瞒着当地的市民。战后情况由于苏联军队于1944年进入波兰，为了隐藏所做的事，纳粹党关闭了或拆除了这些营地。

战后的波兰人民共和国也进一步地拆除营地和任由其衰变。不同的古迹建于这些前营地的位置，但他们通常不会提及大部分被杀的是犹太人。 1989年波兰政权在东欧剧变中变更后，营地位置变得更容易进入，并成为该地旅游业的主题中心，特别是最为人认识的奥斯威辛集中营（波兰语：oświęcim）。犹太组织和波兰方面更有一系列关于这些场址的争议。也有一些犹太团体强烈反对竖立基督教纪念物于这些营中。其中最显著的案例就是奥斯威辛十字，一个设于奥斯威辛一号附近的十字，那里大多数受害者都是波兰人，而不是用于灭绝犹太人的奥斯威辛二号的附近。 犹太人大屠杀的否认 主条目：en:Holocaust denial 曾有一些团体和个人否认纳粹德国利用灭绝营来杀害任何人，或对大屠杀进行方式或程度提出了质疑。例如，Robert Faurisson在1979年声称“希特勒的毒气室”根本不存在，他认为这毒气室的想法“实质上是拥护犹太复国主义的起源”。英国历史学家大卫·欧文就因否认犹太人大屠杀而被奥地利法院判囚三年（否认纳粹大屠杀在奥地利是犯法的）。 学者和历史学家指出，否认大屠杀等于否认了所有生还者、肇事者、物证、照片，以及纳粹所保留记录的所有证据。Nizkor Project的成果，还有黛博拉·利普斯塔特（Deborah Lipstadt）的工作，西蒙·维森塔尔（Simon Wiesenthal）和他的西蒙威森索中心，还有更多的大屠杀资源，所有关于大屠杀否认的追踪和解释。可靠史学家如希尔伯格（Raul Hilberg）发表的《欧洲犹太人的毁灭》（The Destruction of the European Jews），达维多维兹（Lucy Davidowicz）的《The War Against the Jews》，伊恩·克肖（Ian Kershaw），和其他许多评论“大屠杀否认”者，至少数见解偏激者。反犹政治动机更往往被认为是那些否认大屠杀者所为的。

在荷兰，只有战前组立即开始抵抗德国占领的是共产党。在战争年代，它是迄今为止最大的抵抗组织，远远超过所有其他组织放在一起。耐药性的主要行为是该组织在1941年的2月罢工，抗议反犹太人的措施。在这种阻力，许多犹太人参加了会议。荷兰犹太人大约1000名参加抵抗德国人，其中500人丧生。在1988年，他们的记忆的纪念碑由当时阿姆斯特丹的市长埃德·Thijn揭幕。

在第一个犹太抵抗者逃犯安永会计师事务所是德国卡恩，冰淇淋店的老板科恩和他的伙伴，他有一个氨气瓶安装在客厅里避开从法西斯NSB好战的胳膊，所谓的“Weerafdeling”（“WA”）的攻击。1941年2月的一天，德国警察强迫他们进入客厅里，被毒气。随后，卡恩被抓，1941年3月3日，他成为第一个在荷兰被纳粹行刑队执行死刑的平民。

一个拳击手，Bluhm，以他的拳击学校成员组成的抵抗攻击犹太人的战斗。这些争吵导致一个WA成员H. Koot的死亡，以及随后的德国的犹太人下令攻占荷兰作为报复。这反过来又导致Februaristaking，2月罢工。Bluhm的研究小组是唯一在荷兰的抵抗德国的犹太组织。Bluhm的战争中幸存下来，并争取为法定古迹。

许多犹太人参加了抵抗德国的组织。

在共产党的地下，一个激进组织成立的：Nederlandse Volksmilitie（NVM，荷兰人人民的民兵）。领导者是犹太人莎莉（塞缪尔），此人曾从巴西游击战争的军事经验，也参与过西班牙内战。该组织成立于海牙，但主要分布在鹿特丹。它有约200个（主要是犹太人）成员。他们提出了一些电影院，这是禁止犹太人在德国的军用列车和纵火攻击炸弹袭击。Dormits被抓后偷女人的手袋关闭，以获得他的犹太女友，他也参加了在电阻身份证。搬起石头砸自己通过头Dormits在派出所自杀。从现金票的一间店铺，警方发现的藏身之处Dormits，发现炸弹，纵火材料，非法论文，阻力行动的报告，与会人员名单。盖世太保被警告立即，每天有200人被逮捕，随后在鹿特丹，海牙和阿姆斯特丹的更多联系的人。荷兰警察参加折磨的犹太共产党人。经过试用20多个被枪杀，大部分的人都死于在奥斯威辛集中营或毒气。只有少数幸存下来。在鹿特丹市政当局最近的战争严重Dormits已被破坏。

在比利时，犹太抵抗早在1941年，当犹太人的共产党人犯了许多行动，对比利时的合作者。6月入侵苏联1941 开始对德国军队的破坏和城市作战行动。“军事”分支的主要比利时抵抗运动，“前DE L'INTERIEUR”（FI）的“游击队兵器广场”（PA-MOI）等3家公司（连同周围建立犹太人的外国人绕了一大核， 100名男性）活跃在较大的布鲁塞尔地区。他们拍摄的犹太人负责运输列表的东部，Holtzinger表示，在头支AJB，当地的“犹太居民委员会”，这是德国为了创建和销毁的文件。1943年4月19日20运输从梅赫伦坐火车到奥斯威辛集中营，在欧洲的大屠杀中的一个独特的壮举，攻击侵害。乔治（良）利弗席兹“，有两个勇敢的比利时学生，罗伯特·Maistriau和Jean Franklemon一个年轻的犹太医生，自己主动采取行动，尽管事实上他们三个都的抵抗组织成员。17犹太人逃离列车，另外115由于自己的努力，在袭击发生前逃脱。CDJ或“委员会国防Juifs”格特（赫兹）Jospa“，一个犹太共产主义的哈伊姆·佩雷尔曼，在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教授，Abush Verber左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领导人一起，创建于1942年的夏天。他们的目标是为尽可能多的犹太人的帮助和找到藏身之地。获得头的（办公室国家Enfance）的3000多犹太儿童被隐藏在孤儿院，私人住宅和天主教机构，以及许多成年人的伊冯Nevejean的协助。在比利时，大约有4万犹太人在战争中幸存下来。28,900人被驱逐到奥斯威辛（近26000比利时境内有350罗马），其中只有1200死亡集中营中幸存下来的。

阿尔及利亚抵抗导致，由何塞Aboulker和罗杰·卡尔卡松。1942年10月23日，Aboulker是阿尔及利亚抵抗运动领导人马克·克拉克将军在会见摩洛哥。美国人同意提供武器和无线电通讯设备，这是11月5日登陆。Aboulker导致的盟军登陆北非，1942年11月8日的晚上，在阿尔及尔主要的战略据点占领的抵抗由377名成员（315人是犹太人），抓住中央警察局，他的副手伯纳德Karsenty和盖伊卡尔维和监督Achiary的帮助。他们的小组领导人，所有的抵抗战士，除预备役军官，中和指挥中心，被占领的战略位置，并停止军事官员和平民支持者的维希政府，开始与阿方斯·朱安将军，指挥官的带领下总司令，和弗朗索瓦·达尔朗海军上将。在早晨，当第十九次军团的维希政府试图动员起来，反对盟军的登陆，它必须集中力量，而不是盟军的抵抗战士。随着周围阿尔及尔登陆已经完成，Aboulker的焦虑不是法国血液溅要求小组组长撤离自己的立场。抵抗战士撤离的位置，他组织领导小组组长的队长Pillafort路障，阻碍维希军事动员。因此，维希政府的力量，并没有攻击的那天晚上中央警察局，与叛乱分子的最后一个地方。所谓的“政变”，1942年11月8日的混乱，帮助盟军的土地几乎没有人反对，然后包围阿尔及尔。达尔朗海军上将投降阿尔及尔当天下午，盟军部队进入城市，在晚上8点。1942年12月24日，达尔朗，命名了自己事务高级专员和保持的薇姿政策与亨利·吉罗将军的支持，被打死的20岁的君主主义者，弗尔南多更加可爱de la Chapelle酒店，12月26日被执行。吉罗成功达尔朗，并下令逮捕Aboulker和其他26个抵抗组织领导人共谋达尔朗的暗杀，他们立即驱逐到战俘营在阿尔及利亚南部。

犹太人在惨遭纳粹蹂躏的时候，也有一些犹太人怀着争取解放和新生的理想参加了抵抗法西斯的运动，其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但有一点不同于一般的抵抗运动，那就是犹太人是在更为困难的条件下开展反抗的——得不到任何直接支持，而且在一些国家也得不到当地居民的支援。个别国家的犹太人则面临着两个敌人——德国纳粹和当地居民。应该说，犹太人为了维护他们的民族精神和财富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他们在犹太隔离区互相支援，哪怕这种支援是极小的，在死亡笼罩的犹太区和集中营出版报纸，设法保藏从被捣毁的犹太教堂的瓦砾堆中找回来的托拉文卷，潜伏下来的犹太人则为其他未被审查的犹太人制造假证件等。一切能拯救犹太人的办法都被他们尽最大可能地利用起来了。

最著名的华沙犹太人起义是犹太人愤然抵抗法西斯的一个光辉例证。1943年，当德国人企图彻底清除华沙犹太区的时候，遇到了秘密武装起来的犹太人战斗队的殊死抵抗，战斗异常激烈，犹太人两次将德国人击退。后来，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过大，加之犹太人处境的恶劣，在德国大炮、坦克、火焰喷射器的威逼下，犹太战斗队转入了殊死的巷战。德国人为将隐藏起来的犹太人赶出来，放火烧了住宅，向掩体内投掷发烟罐，炸毁了下水道和地下避弹所，最后以犹太教堂的被炸毁而宣告犹太人起义的失败。在这场持续28天的战斗中，有数以万计的犹太人奉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据德国围攻部队的头子通报的战斗结果表明：被消灭和俘获的犹太人总计达56065人，烧死和炸死的犹太人的具体数字则无法统计了。 华沙起义表明，尽管参加战斗的犹太人都清楚地知道他们的抵抗不可能在当时获得胜利，更不可能来拯救深重灾难的犹太民族，但是与其苟且偷生不如反抗而死的民族精神却给他们增添了力量。

埃利·威塞尔（Elie Wiesel）的自传体小说，描写了战争的残酷和犹太人在集中营悲惨的生活，用自身经历引发人们对战争的谴责。埃利·威塞尔因这本书获得了1986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

从德国柏林的大屠杀纪念馆，到美国洛杉矶的西蒙·威森塔尔中心，从中国上海的犹太人隔离区，到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阴森的旧址，那些悲凉的噩梦仍然扣动着每一个人的心弦，令我们不得不反思人类在文明进程中曾经以万千生命付出的惨痛代价。在1947年发行的首版《安妮的日记》，这是对屠杀犹太人的记录从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大屠杀史实的不断累积，全世界电影人都在用光影的力量，投入到思考犹太民族受难史的创作当中，无论是致力于发掘历史真相的纪录片作者，还是用剧情打动观众的故事片导演，都以他们的作品见证这场生命的浩劫，为我们的世界留下一笔凝重而宝贵的人道主义影像遗产。

波兰已故著名诗人勃罗涅夫斯基的诗句萦绕耳际：我的故乡，有百万坟墓。我的故乡，让战火烧尽。我的故乡， 是多么不幸。我的故乡，有奥斯威辛。

2005年，根据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凯尔泰斯·伊姆雷的自传体小说《无命运的人生》，匈牙利导演拉乔斯·科泰拍摄了电影《非关命运》，从一名被抓入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犹太少年的视角，重现纳粹大屠杀的一幕幕悲剧。在这名犹太男孩的眼中，集中营残酷的生活竟成了一种习以为常、甚至富于诗意的叙述。他在奥斯维辛的经历，不全是冰冷与残酷，偶尔还有乐趣与感动，不只有死亡与挣扎，间或也会出现同情和鼓励。侥幸生存下来的犹太少年走出死亡集中营，他曾是人间地狱的见证者，却无法向世界描绘地狱的恐怖，只有一缕阳光才让他再次感受到人间的温暖。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如火如荼的1940年，美国电影大师查理·卓别林创作的影片《大独裁者》便英勇地控诉希特勒及其党羽肆意抓捕、杀害犹太人的暴行。影片用夸张的艺术手法，表现出犹太人面对纳粹屠刀时的反抗精神。由于卓别林对纳粹德国毫不妥协的战斗立场，他被希特勒视为一名没有犹太血统的“犹太艺术家”，必置于死地而后快。但即便是满怀正义感的卓别林，也没有想到希特勒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竟然那么残酷、极端、泯灭人性。 二战结束后不久，第一批以犹太人大屠杀为主题的电影便开始出现在世界银幕上。

如果就影片篇幅与容量而言，法国导演克劳德·朗兹曼拍摄的纪录片《浩劫》无疑令世人震撼。这部长达九个半小时的纪录片，是作者历时十一年才最终完成的心血力作。影片从波兰的三座死亡集中营入手，深入探讨纳粹屠杀犹太人的真实细节，挖掘逐渐湮灭的历史真相。在他的镜头前，大屠杀幸存者、集中营的波兰邻居甚至前纳粹分子都留下了他们的证言，通过影像和话语的细密编织，构建成一部冷酷、黑暗的大屠杀口述史。在死神统治的国土上，生存只是一丝侥幸或者偶然。但每一位从死亡集中营的焚尸炉边幸存下来的人，却必须肩负起为后人宣讲道义的伟大责任。《浩劫》的史实价值令它成为世界纪录片史上的经典作品之一，闪耀着无可磨灭的生命之光。

进入新世纪以来，以犹太人大屠杀为主题的电影作品依然层出不穷。2002年，著名导演罗曼·波兰斯基拍摄的电影《钢琴家》在世界影坛引发轰动。作为一名大屠杀幸存者，波兰斯基为这部电影倾注了全部心血。影片讲述犹太钢琴家斯普尔曼在纳粹入侵波兰之后的悲惨经历。在黑色恐怖的日子里，他整日处于死亡的威胁之下，不得不四处躲藏以免落入纳粹的魔爪。在华沙的犹太人隔离区，斯普尔曼饱受饥饿的折磨和非人的羞辱。他躲过地毯式的搜查，藏身于城市的废墟中，虽然放弃了一切，却绝不放弃生命。幸运的是，他的音乐才华感动了一名德国军官，在军官的冒死保护下，钢琴家终于坚持到战争结束，迎来了自由的曙光。《钢琴家》以对生命意志的赞美，赢得了全球电影观众的赞誉。它不但获得了奥斯卡多项大奖，更在戛纳国际电影节摘捧金棕榈大奖，成为世界艺术电影的殿堂之作。 犹太人种族大屠杀。

荣获第80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奥地利电影《伪钞制造者》，同样是一部以犹太大屠杀为背景的作品。这部2007年拍摄的影片讲述一名精通伪钞制造的犹太人，被纳粹关入集中营之后，被迫参与波恩哈德行动，制造英美两国的伪钞，扰乱反法西斯盟国的战时经济体系。虽然这些犹太伪钞专家能够享有较为舒适的生活条件，但死亡的阴影却从未远离他们。在这群特殊的集中营囚徒当中，一些人满足于温饱的现状，另一些人则破坏德国人的计划，拒绝用自己的才能为纳粹的侵略战争效劳。苟且偷生还是为正义而战，成了这些犹太人必须面对的良心抉择。 虽然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种族灭绝式的大屠杀已经过去六十多年，但通过全世界电影人持之以恒的影像创作，我们并没有遗忘这段血腥而黑暗的历史。一部又一部电影，如一盏又一盏记忆的明灯，告诉我们：在最残暴的杀戮时刻，人性中最为神圣的勇气、尊严、友爱与牺牲精神也放射出夺目的光芒。电影的文明使命正在于此！

197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奥斯维辛集中营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欧洲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群刽子手们在战场上或集中营里杀人会如此心安理得呢？因为纳粹并不把犹太人当成人来看。当人民观看《辛德勒名单》时，看到片中那些每天面临死亡，脸上充满惊怖、绝望的犹太人时，我并不觉得是“犹太人”，或是什么民族，只觉得他们是人。同样，辛德勒也不会特别喜欢犹太人，他只把他们当成遭受了不幸的人而已。 但是，纳粹拥有另一种世界观。 根据这位充满戾气的奥地利下士的“伟大”见解：“人类的进步，好像是去登一无尽长的梯子……假如我们把人类分为文化的创造者，保持者和破坏者的三种，那么，唯有雅利安人种方能够资格做第一种的代表……血统的混杂，以及种族的堕落，这实在是旧文明湮没的唯一的原因……如果雅利安民族的血统，和其他的劣等民族的血统相混合的时候，那么，支持文化的种族，必定要趋于没落，从过去的历史看来，一点儿也不会错误的……犹太人的智力发展已历时几千年；到了现在犹太人才以狡黠称……但是，他们的智力并不是他们自身发达的结果，是由于外族教育的功效……他们是异族的寄生虫……象征所有邪恶的魔鬼附着在了犹太人身上。”这种逻辑很清楚了，为了人类文化的未来，为了雅利安民族的发展，犹太人等只起破坏作用的劣等“寄生虫”当然应该全部消灭掉。就像我们讨厌苍蝇、蚊子、蟑螂等害虫一样，对待犹太人也应该：“他们得小心了，总有一天我们的忍耐到了尽头，那时候我们会让那些无耻的犹太人永远住嘴！！！……我们将要系统地，毫不留情地消灭敌人，连根带叶。” 这就是不把某一民族或种族当人看的思想观。希特勒并非是第一个仇犹者，从他的《我的奋斗》看，他也是深受当时德国的思想氛围影响的。他的特别之处在于：他坚决地将思想付诸行动，并辅以严密的组织与策略。在《辛勒德名单》中那个党卫军军官对辛德勒说：“这可不是仇恨犹太人的老生常谈，这是现行的政策。” 130万犹太人在奥斯威辛集中营被屠杀刽子手们在杀人时良心真的一点不受触动吗？有这样一则集中营故事：有一个天真、活泼的小女孩和她的母亲一起被关在集中营里。一天，她的母亲和另一些妇女被纳粹士兵带走了，从此再也没有回到她的身边。小女孩问大人她的妈妈哪里去了，为什么这么久了还不回来时，大人们沉默着，后来实在不能不回答时，就对小女孩说，你的妈妈去寻找你的爸爸了，不久就会回来的。小女孩相信了，她不再哭泣和询问，而是唱起妈妈教给她的许多儿歌，一首接一首地唱着。她还不时爬上囚室的小窗，向外张望着，希望看到妈妈从外面走过来。小女孩没有等到妈妈回来，就在一天清晨被纳粹士兵驱赶着，将她和许多犹太人逼上了刑场。刑场上早就挖好了很大的深坑，他们将一起被活活埋葬在这里。人们一个接一个地被纳粹士兵推下深坑，当一个纳粹士兵走到小女孩跟前，伸手要将她推进深坑中去的时候，小女孩睁大眼睛对纳粹士兵说：“刽子手叔叔，请你把我埋得浅一点好吗？要不，等我妈妈来找我的时候，就找不到了。”纳粹士兵伸出的手僵在了那里……小女孩当然没能逃脱死亡。

2005年3月的以色列寒风阵阵。40多名各国政要2005年3月15日晚聚集在耶路撒冷阴沉的夜幕下，参加了亚德韦希姆大屠杀纪念馆新馆落成典礼。 安南等政要参观大屠杀纪念馆亚德韦希姆纪念馆 亚德韦希姆大屠杀纪念馆原馆建造于1953年。但随着各地建造了越来越多的此类纪念馆，亚德韦希姆开始逐渐被人们所忽视。新馆由以色列籍加拿大建筑师摩西．萨夫迪设计。纪念馆占地4000平方米，面积是原馆的5倍多。纪念馆希望通过展示犹太受害人和纳粹的照片、日记等物品，将受害的犹太人的故事，一个一个呈现在参观者面前。因巴尔馆长说：“我们给受害者们一个身份，我们给他们一个声音，我们给他们一张脸孔。”

2018年11月7日，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众议院对1939年加拿大拒绝接受德国犹太难民一事正式道歉。1939年，900多名德国犹太人乘坐一艘远洋客轮驶近加拿大哈利法克斯，要求避难。当时的加拿大政府拒绝了他们的请求，迫使客轮返回欧洲。后来，船上的250多人死于纳粹大屠杀。当年幸存下来的数名犹太难民当天也在加拿大众议院旁听了特鲁多的正式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