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词条：营州之乱、天门岭之战

营州是当时唐朝（武周）东北的中枢重镇，除了大祚荣所属的靺鞨人以外，还生活着高句丽人、契丹人、奚人、突厥人等，民族问题突出，极易发生动乱。696年（万岁通天元年），契丹首领李尽忠叛周，杀营州都督赵文翙，是为“营州之乱”。事发后，武周女皇武则天派曹仁师统率大军前去镇压，被击败，其后周军联合后突厥汗国的默啜可汗，南北夹攻营州叛军，李尽忠战死。697年，周军又联合奚人剿灭李尽忠残余势力孙万荣部，李楷固等投降，营州之乱平定，武则天改元“神功”，以示庆贺。

当时，居住在营州的靺鞨人加入了反周行列，大祚荣的父亲乞乞仲象还被李尽忠授予“大舍利”的官职。李尽忠失败后，靺鞨人首领乞四比羽与乞乞仲象率营州靺鞨部众东奔辽东。武则天对他们采取招抚政策，分别封乞四比羽和乞乞仲象为“许国公”和“震国公”，赦免他们参与叛乱的罪行。但乞四比羽明确表示拒绝接受，于是武则天命令契丹降将李楷固等追击，斩了乞四比羽。此时乞乞仲象在逃亡中病故，大祚荣代父而立，率所部继续东奔。武则天派李楷固前往讨伐，穷追不舍。697年（神功元年）九月，周军追大祚荣至天门岭，善于用兵的大祚荣借助天门岭的复杂地形，“合高丽、靺鞨之众”，大败周军，李楷固仅以身还。天门岭之战为大祚荣率领的东奔队伍赢得喘息时间。

698年（圣历元年），突厥默啜可汗与武周反目，攻入妫州、檀州、定州、赵州等地（今河北中西部），契丹与奚又依附于突厥，于是中原通往东北的交通道路被阻隔。大祚荣审时度势，在东牟山（今吉林敦化西南城子山山城，又说在今吉林延吉东南城子山山城或和龙西古城）建立政权，自称“震国王”（一作振），是为渤海立国之始。渤海王室“以大为氏”大概也与此同时，有观点认为是出自北方民族称呼一部之长为“部大”，更有学者指出“da”在靺鞨族所属的满-通古斯语族中是“首领”的意思，所以被大祚荣用作自己的姓氏。此外还有以国（大人国）为氏、以官（乞乞仲象官至大舍利或大莫弗瞒咄）为氏、出自大庭氏等观点。

从大祚荣建国的过程来看，自营州东奔是最重要的环节，而其东奔队伍的构成则是以靺鞨人为主，高句丽人次之，并夹杂有少量的汉人、契丹人等。这些人就是渤海立国的基础。大祚荣为了巩固震国政权，不但在建国之后便立即遣使与突厥结盟，而且又通好南面的新罗，巧妙地在强权林立的四邻之间斡旋，故在数年之间，势力得到了迅速发展。其疆域南接新罗，北邻黑水靺鞨，西连契丹、突厥，所属人民囊括了了靺鞨、高句丽、汉、契丹、奚、突厥、室韦等民族，有户10余万，胜兵数万，地方5000（一说2000）里，成为当时东北地区一支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

705年，唐中宗复位，派侍御史张行岌招抚大祚荣。大祚荣接受招抚，向唐朝称臣，并遣次子大门艺随张行岌入侍，留为宿卫。唐朝准备进一步册封大祚荣，但“会契丹与突厥连岁寇边，使命不达”，故册封一事暂时搁置。唐玄宗李隆基即位后，于公元713年（先天二年）遣郎将崔忻摄鸿胪寺卿，前往震国，拜大祚荣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并且以其所统之地为忽汗州，加授忽汗州都督，此后“渤海”遂成为其新国号。崔忻将其册封大祚荣的事迹刻在都里镇（今辽宁旅顺）的一块石碑上，即“唐鸿胪井碑”，成为见证唐渤关系的重要物证。

随着大祚荣受到册封、成为唐朝辖下的羁縻政权，新生的渤海国的安全得到保障，唐朝也缓解了东北的压力。大祚荣在位期间，先后6次派儿子或臣僚入唐朝拜，中原文明开始源源不断地输入渤海，促进了渤海经济社会的发展。719年，大祚荣去世，“其国私谥曰高王”。唐玄宗追赠其为特进，并遣使吊祭。

大祚荣死后，其长子大武艺继位，是为渤海武王。大武艺虽然也接受了唐朝的册封，但更注重自主性，不用唐朝年号而“私改年曰仁安”，并且“斥大土宇，东北诸夷畏臣之”。大武艺即位后发动一系列对外战争，征服了铁利、拂捏、越喜、虞娄等“东北诸夷”，特别是他对黑水靺鞨的战争，更是触及唐朝的利益。黑水靺鞨自722年开始归顺唐朝，726年唐玄宗以其地设立黑水都督府，并派遣长史监领。大武艺闻之大怒，认为黑水靺鞨私自通唐是要与唐夹攻自己，于是派弟弟大门艺与舅父任雅发兵征讨黑水靺鞨。大门艺害怕得罪唐朝，反对出兵，但大武艺一意孤行，演变成一场冲突，最后大门艺出走唐朝避难。

此后围绕大门艺事件，唐渤矛盾逐渐加深。727年，大武艺派人东渡日本，试图结援日本以对抗唐朝、确保安全，此外亦与契丹结盟。完成准备后，大武艺于732年水陆并进，侵犯唐朝。水路由张文休率海盗直取登州，杀死刺史韦俊；陆路由大武艺亲率大军至马都山（今河北东部）一带，屠戮百姓。唐朝将领乌承玼、盖福顺等奋力抗击渤海入侵，新罗、黑水靺鞨、室韦亦发兵助唐，战争陷入胶着状态。在此期间，大武艺为打开局面，曾派人至洛阳行刺大门艺，但未能得逞。大武艺也意识到不能继续对抗唐朝，于是派大诚庆赴唐谢罪，唐玄宗下敕书予以赦免。其后大武艺撤兵，并送还唐朝俘虏，唐朝亦对其进行赏赐，唐渤关系终于恢复。

737年，大武艺去世，谥号“武王”，其子大钦茂继位，是为渤海文王。大钦茂在位56年之久，期间渤海国势蒸蒸日上，对中原文化的吸收也进入了高峰阶段。大钦茂大兴文治，模仿唐朝典章制度，在中央设立三省六部，在地方设五京及府、州、县的建制，完善了渤海国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大钦茂在位时，渤海农耕经济发展，并加强了与唐朝和日本的商业贸易，其间遣使入唐49次，出使日本12次，访问使团不仅次数多，规模也大。在文化上，大钦茂在即位第二年就派人入唐抄写《唐礼》及《三国志》、《晋书》、《三十六国春秋》等典籍，其后又多次派子弟前往唐朝学习。

对外方面，大钦茂继续保持与唐朝的宗藩关系，在安史之乱期间未贸然卷入，而是采取迁都上京以防叛军侵入、加强与日本联系等措施。762年，刚平定安史之乱的唐代宗便下诏升格渤海为国，册封大钦茂为渤海国王，加授正一品检校太尉，作为对渤海的褒奖，使渤海的地位得到提高。同时，大钦茂与日本亦往来频繁，不仅12次派使访日，而且日本也在758年首次派小野田守等人出使渤海。大钦茂虽对唐称臣，但对内使用自己的年号（大兴、宝历），甚至使用“皇上”、“圣人”等称呼。

793年，渤海文王大钦茂去世。其后20多年间，渤海一度进入中衰时期，先后更换了废王大元艺、成王大华玙、康王大嵩璘、定王大元瑜、僖王大言义、简王大明忠等六代国王，其间政局动荡，屡有宫廷政变发生，废王大元艺即为国人废黜并杀死，大华玙、大元瑜、大明忠等亦可能因政变而即位或死亡。818年，大祚荣之弟大野勃的玄孙大仁秀即位，是为渤海宣王。大仁秀以后，渤海国势中兴，并步入全盛时期。宣王大仁秀重在武功，他曾大破新罗，迫使新罗退至浿江（今大同江）筑长城三百里；同时向北征服其他靺鞨部落如拂涅、虞娄、越喜等部，并打败了素称强悍的黑水靺鞨，将兴凯湖、乌苏里江流域直至三江平原置于渤海国的控制之下，于其地设怀远府、安远府，故史书记载“仁秀颇能讨伐海北诸部，开大境宇有功”。

830年，大仁秀去世，其孙大彝震继位。大彝震时期进一步营建上京宫阙，并发展与唐朝和日本的经济文化关系，尤其与唐朝往来最为频繁，大彝震不仅14次派使入唐朝贡，并派遣许多留学生学习唐朝文化。唐朝也派张建章访问渤海，张建章受到大彝震的款待，回国后著有《渤海记》，详细记录了渤海诸王谥号、年号、官制、地理、交通、物产、风俗等情况，成为研究渤海国的珍贵史料。虽然当今该书已亡佚，但宋朝欧阳修编的《新唐书》内容多参照该书，使渤海的状况能较详细地被记载下来。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渤海诸王的谥号、年号仅在大彝震之前保留，而大彝震以后则失传了。大彝震于857年去世，以后又经历了大虔晃、大玄锡两代王，渤海国的文化日臻成熟，被高度评价为“海东盛国”。

895年，大玄锡去世，渤海国又经历了大玮瑎、大諲撰两代国王，直至926年被契丹灭亡。其间关于渤海的史事及社会状况的记载语焉不详，主要事件有897年渤海与新罗在对唐朝贡时的“争长”事件（崔致远的《谢不许北国居上表》即作于此时）及906年渤海国相乌炤度与其子光赞与新罗人争夺宾贡名次等事。而在920年，发生了渤海赴日裴颋使团中4名成员“遁留”日本不归的事件，925年后又频繁发生渤海贵族南投高丽（新罗末期朝鲜后三国之一）的事件，可知渤海已陷入分崩离析的危机之中，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亦到了十分尖锐的地步。这也给窥伺已久的强邻——契丹国以可乘之机。10世纪初，契丹人即攻陷了渤海控制的辽东；925年末，契丹皇帝耶律阿保机率大军亲征渤海，次年春攻陷上京龙泉府，大諲撰投降，渤海灭亡。

阿保机灭渤海以后，改渤海国为东丹国，以长子耶律倍为东丹国王，作为由渤海国到契丹直接统治的过渡阶段。982年，辽朝（契丹）撤销东丹国，改隶东京道（一说东丹国还继续维持了一段时间）。渤海灭亡后，遗民不愿接受契丹统治，一方面进行激烈抗争，建立了定安国、兴辽国、大元国等反抗政权，但都被镇压，并且渤海故地也在战乱中遭到极大破坏，使渤海文明遭遇毁灭性的的浩劫；另一方面他们大批外逃或被强制迁移，渤海遗民的迁移大致有四个方面，占人口一半左右的人留居故地和亡入女真地区，金朝时期对他们的同化政策使其融入女真族之中；被辽朝强迁到契丹内地和辽东地区的遗民，人数在100万以内，后来一部分融入蒙古族，大部分融入汉民族；投奔高丽的遗民，人数在30万以上，都融入朝鲜民族中，朝鲜半岛的陕溪太氏据说就是渤海王室大氏的后裔；投奔中原内地的遗民数量很少，很快都融入到汉民族中。

关于渤海国的疆域，《新唐书》有一个大致的概括：“南比新罗，以泥河为境，东穷海，西契丹……地方五千里”。而渤海国的领土范围有一个变化的过程，一般来说分为大祚荣时期、大武艺至大钦茂时期、大仁秀以后这三个阶段，其疆域不断扩大。大祚荣开国时，其疆域仅限于以今吉林东南一隅的东牟山为中心的小范围地域。随着大武艺“斥大土宇”，到大钦茂时代，渤海国的疆域已扩大为东至今珲春，西至今吉林海龙，西南至今辽宁宽甸，东南至今朝鲜咸镜道，东北至今牡丹江下游，西北至今吉林农安等地。大仁秀时期“开大境宇”，又进行新一轮的扩张，奠定了渤海国全盛时代的疆域。此后渤海国的疆域，南以浿江（今大同江）和泥河（今龙兴江）与新罗为界，北抵今三江平原一带，与北黑水靺鞨相接，东临日本海，西至吉林与内蒙古交界的白城、大安附近，接壤契丹，是当时东北地区幅员辽阔的封建强国。

关于渤海疆域争议最大的一点是其是否占据辽东及其时间。辽东在唐朝时期长期为瓯脱之地，特别是安史之乱以后，安东都护府撤销，唐朝势力已难及辽东，这给渤海国入据辽东提供了可能。有学者认为渤海西界一直是自丹东（泊灼口）至新宾、开原一线，并未占据辽东。而更多的学者如魏国忠、方学凤、孙进己、郑永振等则支持渤海占领辽东的说法。从史料来看，虽然没有明确记载渤海占领辽东的过程，但都提示了渤海据有辽东的事实。如《契丹国志》卷一：“东京乃渤海故地，自阿保机力战二十余年，始得之，建为东京。”《辽史·天祚纪》：“东京，故渤海地，太祖力战二十余年乃得之。”《辽史·地理志》：“东京辽阳府……唐高宗平高丽，于此置安东都护府，后为渤海大氏所有。”《资治通鉴》卷二七三载后唐庄宗同光二年（924年），“时东北诸夷皆役属契丹，惟渤海未服……乃先举兵击渤海之辽东。”《续日本纪》卷十一引《渤海中台省致日本太政官牒》云：“日域东遥，辽阳西阻，两邦相去万里有余”。由此可见渤海后期疆域包括辽东当属事实，并且契丹也是从渤海手中夺取辽东的。而渤海占领辽东的时间，宣王大仁秀时期的可能性比较高。但渤海据有辽东后如何管理，则因缺乏史料而无从得知了。

渤海国的行政区划模仿唐朝，实行五京制，下设十五府，六十二州，一百三十余县。渤海国的五京是：

渤海国曾经历四次迁都，大祚荣开国时都城为东牟山旧国，其位置在今吉林东南一带。742年迁至中京显德府，755年迁至上京龙泉府，785年迁至东京龙原府，794年复迁上京龙泉府，直至灭亡。除京府之外，还有鄚颉、率宾、东平、铁利、怀远、安远等府，府下辖州，其中郢、铜、涑三州为直辖于中央的“独奏州”。除了15府与62州以外，金毓黻还考证出渤海有130多个县。但这只是能考知的数字，渤海全盛时期的县推测有200个以上。

渤海国的政治体制采取的是以国王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渤海国“大抵宪象中国制度”，渤海灭亡后，契丹“治渤海人一依汉法”，可知渤海国的典章法律皆依中原唐制。渤海国王处于渤海社会的最顶端，虽然接受唐朝的册封，但对内不奉大唐正朔，而拥有自己的谥号、年号，甚至被尊称为“皇上”、“圣人”，君主的配偶亦被尊称为“皇后”，内政外交均由国王自主处理，可见渤海国虽为唐朝藩属国，却在事实上具有相当强的独立性，颇有“外王内帝”的色彩。关于渤海的王室制度，《新唐书》记载“俗谓王曰‘可毒夫’，曰‘圣王’，曰‘基下’。其命为‘教’。王之父曰‘老王’，母‘太妃’，妻‘贵妃’，长子曰‘副王’，诸子曰‘王子’”。渤海国严格依照封建宗法制度，王位原则上由嫡长子继承，并效仿唐制设“宗属寺”，对王室进行管理。

王室大氏以下的贵族主要有几个“右姓”，即高、王、李、张、乌、杨、贺等，这些贵族连同王室一并垄断了渤海国的政权，从而使宗法制度和高门政治成为维系渤海国的政治基础。在此基础上，渤海国全面依照唐制组织政权，以辅佐国王统治。其三省六部分别是：

此外渤海国在中央还设有十二司、一台（中正台，相当于唐的御史台，负责纠劾官员，长官称大中正，相当于唐朝的御史大夫）、七寺（殿中寺——相当于唐的殿中省，负责王室的衣食住行等生活管理，长官称大令，相当于唐朝的殿中监，品级为从三品；宗属寺——相当于唐的宗正寺；太常寺；司宾寺——相当于唐的鸿胪寺；大农寺——相当于唐的司农寺；司藏寺——相当于唐的太府寺；司膳寺——相当于唐的光禄寺）、一院（文籍院，相当于唐的翰林院）、一监（胄子监，相当于唐的国子监）、一局（巷伯局——相当于唐的内侍省，掌管宦官）等机构。

渤海国的官阶勋爵制度也效仿唐制，官分九秩，并有开国公、开国男、上柱国等勋爵。渤海国的官服同样模仿唐朝，三秩以上服紫，牙笏、金鱼。五秩以上服绯，牙笏、银鱼。六秩、七秩浅绯衣，八秩绿衣，皆木笏。

渤海国在地方上设五京，下辖府、州、县，有都督、刺史、节度使等官职。但除了这种中央集权制以外，边远地区还保留着由土人自治的部落制。

有学者根据唐文宗赐给渤海的敕书中有“妃及副王、长史、平章事等各有赐物”一句出现了“长史”的称谓，进而认为唐朝中央政府在渤海国派驻“长史”一职，进行监领。但因为是孤证，故难下断语，暂且存疑。

大祚荣与武周打了场天门岭之战，继而诞生了渤海国，所以渤海可以说是以武开国。建国后虽文化逐渐发达，但武功也保持显赫，先后经历了大武艺“斥大土宇”和大仁秀“开大境宇”两轮大规模的对外用兵与扩张，与唐朝、新罗、黑水靺鞨等周边国家与民族进行战争，确立了渤海“地方五千里”的辽阔版图。关于渤海国的军事机构，据《新唐书·渤海传》载，“其武员有左右猛贲、熊卫、罴卫，南左右卫，北左右卫，各大将军一、将军一”，虽过于简单，但大体上可知是仿效唐朝的府兵十六卫之建制而加以简化，因此推测渤海还效仿唐朝实行府兵制。除了十卫以外，渤海国还设置了自己的禁军，即左右神策军和左右三军一百二十司。而据记载，渤海国在西部边境重镇扶余府“常屯劲兵，扞契丹”，可知渤海也有地方兵或边防兵。这说明渤海的军队由府兵和禁军组成的中央军和地方军构成。渤海政府机构中的政堂省下设“智部”，负责军事上的管理。

渤海军队数量颇大，建国之初有“胜兵数万人”，到渤海后期则是“兵数十万”。史称渤海“男子多智谋，骁勇出他国右，至有‘三人渤海当一虎’之语”，足见其军队战斗素质很强，成为“海东盛国”的重要支柱。

渤海国内各民族来源于处在不同发展阶段，从事不同类型生产的部落或民族，因而渤海区内经济发展水平一开始就存在不平衡。这一状况在渤海国存在的200多年里，未得到根本改变。大体说来，以其上京所在的今牡丹江中游地区为界，在它以西、以南地区为夫余、高句丽和沃沮故地及靺鞨族的南部，已是以农业为主的地区，经济、文化发达；以东和东北部地区，是被渤海国兼并的黑水靺鞨虞娄、越喜、拂涅、铁利诸部所在，尚处在渔猎经济发展阶段。存在这一差异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地形、气候、资源等自然条件不一致所造成的。

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反映在生产领域是社会生产的多样化，《新唐书·渤海传》记载：“俗所贵者，曰太白山之菟，南海之昆布，栅城之豉，扶余之鹿，鄚颉之豕，率宾之马，显州之布，沃州之绵，龙州之紬，位城之铁，卢城之稻，湄沱湖之鲫。果有九（丸）都之李，乐游之梨。”可见，渤海区域内社会生产门类十分齐全，除了渔猎业外，当时中原地区具有的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渤海莫不有之。以下通过对各门类生产的简略介绍，来说明其社会生产发展的大致状况。

渤海国的农业生产已普遍采用铁制工具。他们使用的铁镰、铁铧、铁锸和铁铲等，在今吉林敦化、黑龙江宁安及绥芬河流域等地的渤海遗址中皆有发现。上京龙泉府遗址出土的铁铧为生铁铸造，长36厘米、重近4.5公斤，说明渤海人翻土已由靺鞨时代“田耦以耕”，发展为由畜力牵引。农作物品种也增多了，不仅有粟、麦、穄和葵菜，而且有了水稻、豆类、荞麦、大麻、苘麻和大蒜等，同时也有李、梨等水果。值得指出的是著名的“卢城之稻”，它表明渤海人在1000多年以前已成功地把水稻栽培引种到北纬43度附近及其以北地区，仅此可知其农业生产比高句丽时代有了长足发展。

渤海人普遍养猪，也饲养马、牛等大牲畜。猪以今黑龙江阿城一带（鄚颉），马以今绥芬河流域（率宾）的最为名贵。马是渤海与中原地区贸易的重要商品，当时李正己所统今山东半岛“货市渤海名马，岁岁不绝”。

渤海国的手工业有纺织、铜铁冶炼、金银品制作、陶瓷和造船等行业。纺织品有布、绵、紬，原料是麻和蚕丝，产地主要在今吉林省和龙县附近地区（显州）、朝鲜咸镜南道（沃州）和牡丹江中游（龙州）。契丹灭渤海后，东丹国每年要向契丹进贡粗布15万匹这一事实，可知渤海地区的纺织业是相当发达的。铜的冶炼和制作也有一定规模。炼出的铜除用于制作生活用的各种器皿和装饰品外，还把大批熟铜运到今山东半岛（淄青）出卖。今黑龙江宁安以南的哈尔巴岭一带和东宁县大城子地区，是铜冶的主要地。铁的产地主要在中京显德府，显州位城县的铁最著名。已经发现的渤海时代的铁制品已近50种。渤海人也能制作金银制品。和龙北大地、宁安上京、敦化六顶山等处渤海遗址，出土的金银制品有金带、金饰件、金钏、金耳珰以及大量鎏金器物和银钗等。814年，渤海国曾向唐朝献金、银佛像各一。陶瓷制品近十几年在渤海遗址中出土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