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说来，《亚维农的少女》是第一件立体主义的作品，而立体主义运动则通常可分为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1912年之前的所谓分析立体主义。画家们继承塞尚对绘画结构进行理性分析的传统，试图通过对空间与物象的分解与重构，组建一种绘画性的空间及形体结构。

1912年以后，立体主义运动进入第二阶段，通常称为综合立体主义。此时在画中色彩起了有力的作用，但形体仍然支离破碎，只是更大和更富于装饰性。画家们新创出一种以实物来拼贴画面图形的艺术手法和语言，进一步加强了画面的肌理变化，并向人们提出了自然与绘画何者是现实，何者是幻觉的问题。立体主义虽然是绘画上的风格，但对20世纪的雕塑和建筑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881年，毕加索生于西班牙安达鲁西亚自治区的马拉加市，是唐·何塞·路伊兹·伊·布拉斯可（Don José Ruiz y Blasco）和玛莉亚·毕加索·伊·洛佩兹（María Picasso y López）的第一个孩子。

毕加索受洗后，被授以教名:

“巴布罗·迭戈·何塞·弗朗西斯科·狄·保拉·胡安·纳波穆西诺·玛莉亚·狄·洛斯·雷梅迪奥斯·西普里亚诺·狄·拉·圣地西玛·特里尼达·路易斯·毕加索”

（Pablo Diego José Francisco de Paula Juan Nepomuceno María de los Remedios Cipriano de la Santísima Trinidad Ruiz Picasso）

毕加索从小就很有艺术天赋，他会做惟妙惟肖的剪纸，还创作了许多惊人的绘画作品。左邻右舍都称叹不已，称他为天才。然而，这个“天才”却不是一个优秀的学生，上课对他来说简直就是折磨，听课时他不是漫无边际地幻想，就是看着窗外的大树和鸟儿。毕加索成了同学们捉弄的对象。

作为坏学生，在学校关禁闭已成了毕加索的家常便饭，禁闭室里只有板凳和空空的墙壁，可是毕加索却很高兴。因为他可以带上一叠纸，在那里自由地绘画。有了父亲的支持，毕加索每天都沉浸在想象的天地里，虽然功课不好，但他却在绘画的天地里找到了快乐。

1889年，毕加索完成第一件油画作品《斗牛士》；1894年，首度展出作品。1895年，毕加索进入巴塞罗那的隆哈美术学校。1897年，他又进入马德里的皇家圣费南多美术学院就读，油画作品《科学与慈善》获马德里全国美展荣誉奖，后来又在马拉加得到金牌奖。

这一时期也是毕加索对现实生活关注的时期，他还没有脱离普通群众太远去追求某些哲理性强于艺术性的表现。那时候的蓝色，是贫穷和世纪末的象征，于是作品多表现一些贫困窘迫的下层人物，画中的人物形象消瘦而孤独。至于为什么毕加索会采用蓝色作为主调，尚没有确定的说法。一种说法认为是受法国画家莫奈和卡里埃的影响，认为这种色调加强了画面中的诗意成分。另一种说法则认为，毕加索之所以偏爱蓝色是因为它代表着忧郁。也就在那片单色的浅蓝、粉蓝、深蓝、湛蓝中，毕加索开始走上他的成功之路。

他在这一时期，目击贫困、绝望与孤寂的人们，加上好友卡萨赫马斯因失恋而自杀的影响，其作品常以蓝色为主调，加强了忧郁和悲哀的气氛。

从1901年秋天开始，他为卡萨赫马斯画了几幅死后的肖像画，最终在阴郁的寓言画《生活》（1903年）中达到高潮，这幅作品现藏于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

同样的情绪弥漫在著名的蚀刻版画《节俭的晚餐》（1904年）中，这幅画描绘了一个盲人和一个视力正常的女人，两个人都瘦弱的，坐在一张几乎光秃秃的桌子旁。失明是这一时期毕加索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主题，在《盲人的晚餐》（1903年）和《塞莱斯蒂娜的肖像》（1903年）中也有体现。其他蓝色时期的作品包括《索勒的肖像》和《苏珊娜·布洛赫的肖像》。

1904年春，毕加索在巴黎蒙马尔特区永久地定居下来，随着他迁居巴黎、与菲尔南德·奥里威尔的同居，他的蓝色风格时期也宣告结束。柔和的粉红色调开始渗透到他的画布上的单一蓝色中去（《扇子女人》），很快成为他画布上主要的颜色（《花篮女人》）。那种暖洋洋的、娇滴滴的玫瑰红色代替了空洞抽象、沉重抑郁的一片蓝色。

1905年下半年，与奥里威尔关系破裂后，毕加索进入了他的第一个古典主义时期，表现出他对艺术形式无休无止的探索（《土耳其装束的夫人》）。他预示着毕加索艺术思想中的一个新的倾向，他追求古典式的单纯线条，匀称和永恒的和谐。粗大的造型如同雕像一样简练，没有偶像的背景和与主题无关的任何细节（《立着的裸女》）。造型人物，开始带上了某种几何形的棱角和简化了的结构，不再用什么玫瑰色和淡蓝色，而是用简朴的褐黄色；与此同时，又有力图强调和保持画面的平衡感。

1906年，毕加索结识了马蒂斯。他从这位野兽派泰斗那里发现了黑人雕刻，从此迷上了黑人雕刻，并吸收其艺术精华融入自己的作品中去。这年，毕加索将调色板上的胭脂洗掉，换上灰褐色的颜料，为文学家斯坦因画肖像。代表作品《斯坦因画像》，是毕加索从“玫瑰红时期”跃入“立体主义时期”的跳板，即受到原始艺术的影响，也注意了几何学的基本形，画中的手是写实的，而脸却似土著面具式的形象。

在1907年，毕加索从事一件有重大意义的作品的创作，这件作品是他的经验总结，并且标志着他未来的活动朝现代派方向发展的开端。这部作品就是《亚威农的少女》。这位西班牙画家的着眼点，不像野兽派那样放在色彩上，而是放在形体上，他采用灵活多变且层层分解的、雄浑有力的、宽广而有概括性的平面造型的手法，把形体的结构随心所欲地组合起来。这些平面甚至发展到超越单个的物象，囊括周围的全部空间。这时我们还没有达到完全理性地控制物体，但是，毕加索的画已经导致我们必须走上这一道路。到1909年，毕加索才确立了真正崭新的绘画语言，这语言是从事物的内涵去认识和解析，而不再只是从事物的视觉表象来描绘事物的形象了。

《亚威农的少女》彻底否定了文艺复兴时期以来视三度空间为主要目的的传统绘画。毕加索断然抛弃了对人体的真实描写，把整个人体利用各种几何化了的平面装配而成，这一点在当时来说，是人类对神的一种亵渎行为。同时它废除远近法式的空间表现，舍弃画面的深奥感，而把量感或立体要素全体转化为平面性。这幅画，既受到塞尚的影响，又明显的反映了黑人雕刻艺术的成就。强化变形，其目的也是增加吸引力。毕加索说：“我把鼻子画歪了，归根到底，我是想迫使人们去注意鼻子。”

不久之后，毕加索创立了立体主义。这个时期的观点是：不要去描绘客观物体的外表形态，而是把客观物体引入绘画，从而将表现具象的物体本身和表现抽象的结构形态综合起来。按照传统的透视法，只有一个固定的感觉，多重透视的画法是不允许的。毕加索开创的这种立体主义的造型方法，就是要通过画面同时表现人（有脸有背）的所有部分，而不是像传统画法那样以一个固定视点去表现形象。

毕加索的新古典主义绘画虽然描绘了三维空间的立体结构，但与传统的古典主义绘画相比，其韵味迥异其趣，那巨大的结构和人体造型等无不表现画家对其中线、面与体积的相互关系，以及其形成的空间的关注；用似乎洪荒偶人的笨拙粗稚（《海滩上奔跑的妇人》、《熟睡的农民》、《坐着的裸女》）大大否定了以往古典派的比例法和印象派的自然法。事实上，毕加索的新古典主义绘画并非与立体主义相对抗，而是一种对立体主义的纯然净化，是在重新研究其本质构成上进行的旁支探索。

1909年解析立体派开始；创作《费尔南德头像》；1912年把上胶的纸贴到画上，进一步发展立体主义；1917年 在意大利邂逅舞者欧嘉·科克洛娃，创作《欧嘉的肖像》；1918年与欧嘉结婚，与马蒂斯举行联展；1920年手工彩绘珂罗版《三角帽》；1922年创作《海边奔跑的两个女人》。

很快，毕加索步入了他生命中最神秘的“超现实主义”探索，当撕裂的造型（《格尔尼卡》）、深邃和凶残（《女主角》）代替了以往的忧郁或是怪诞的时候，毕加索的生活也陷入了一个个的旋涡。女人们在这个狂暴、贪婪的男人身上渴望着分享他的艺术灵感与名气，但她们得到的却只是虚无而残酷的现实；相对感情而言，毕加索更看重她们的身体，为了使她们在使他娱兴之余成为他听话的创作工具（《哭泣的女人》、《自我陶醉的女人》），他甚至使用了许多令人瞠目的低级手段。

1927年邂逅年仅17岁的玛丽·德蕾莎·沃尔持，成为毕加索的模特。并生下女儿马姬；1929年与雕塑家贡萨列斯一起创作雕塑和铁线结构。作以女人头像为题的攻击性系列画作，显现婚姻危机，结识达利。

在1930年代，牛头怪取代了丑角，成为他作品中的常见主题。他使用牛头怪的部分原因是他与超现实主义者的接触，他们经常用它作为他们的象征，它出现在毕加索的《格尔尼卡》中。牛头怪和毕加索的情妇Marie-Thérèse Walter在他著名的Vollard Suite版画中占有重要地位。

可以说毕加索最著名的作品是他对西班牙内战期间德国轰炸格尔尼卡的描绘——《格尔尼卡》。这幅大画布对许多人来说体现了战争的不人道、残酷和绝望。当被问及它的象征意义时，毕加索说：“这不是画家来定义的。否则，他用这么多字写出来更好！看这幅画的公众必须将这些符号解释为他们理解他们。”

在1950年代，毕加索的风格再次发生变化，他开始重新诠释大师的艺术。他根据委拉斯开兹的Las Meninas画作创作了一系列作品。他还以弗朗西斯科·何塞·德·戈雅·卢西恩特斯、尼古拉斯·普桑、爱德华·马奈、居斯塔夫·库尔贝和欧仁·德拉克罗瓦的作品为基础绘画。

毕加索的最后作品是多种风格的混合体，直到他生命的尽头，他的表达方式都在不断变化。毕加索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变得更加大胆，作品更加丰富多彩和富有表现力，从1968年到1971年，他创作了大量绘画和数百幅铜版画。在当时，这些作品被大多数人认为是无能为力的老人的色情幻想或已过鼎盛时期的艺术家的草率作品。直到后来，在毕加索去世后，当艺术界的其他部分都从抽象表现主义转向了艺术界，批评界才开始将毕加索的晚期作品视为新表现主义的前兆。

对于作品，毕加索说：“我的每一幅画中都装有我的血，这就是我的画的含义。”全世界前10名最高拍卖价的画作里面，毕加索的作品就占据4幅。

毕加索一生中画法和风格几经变化。也许是对人世无常的敏感与早熟，加上家境不佳，毕加索早期的作品风格充满了早熟的忧郁，早期画近似表现派的主题。在求学期间，毕加索努力地研习学院派的技巧和传统的主题，而产生了像《第一次圣餐》这样以宗教题材为描绘对象的作品。德加的柔和的色调，与罗特列克所追逐的上流社会的题材，也是毕加索早年学习的对象。在《嘉列特磨坊》、《喝苦艾酒的女人》等画作中，总看到用罗特列克手法经营着浮动的声光魅影，暧昧地流动着款款哀伤。毕加索十四岁那年与父母移居巴塞罗那，见识了当地的新艺术与思想。然而正当他跃跃欲试之际，却碰上当时西班牙殖民地战争失利。政治激烈的变动导致人民一幕幕悲惨的景象，身为重镇的巴塞罗那更是首当其冲。也许是这种兴奋与绝望的双重刺激，使得毕加索潜意识里孕育着蓝色时期的忧郁动力。

玫瑰红时期的作品，人物表情虽依然冷漠，却已注重和谐的美感与细微人性的关注。整体除了色彩的丰富性外，已由先前蓝色时期那种无望的深渊中抽离。摒弃先前贫病交迫的悲哀、缺乏生命力的象征，取而代之的是对人生百态充满兴趣、关注及信心。

在《穿衬衣的女子》中，一袭若隐若现的薄纱衬衣，轻柔地勾勒着自黑暗中涌现的侗体，坚定的延伸，流露出年轻女子的傲慢与自信。鬼魅般地流动着纤细隐约的美感。整体气氛的传达幽柔细致，使得神秘的躯体在氤氲中垂怜着病态美；拼贴艺术形成的主因，源于毕加索急欲突破空间的限制，而神来一笔的产物。实际上拼贴在19世纪的民俗工艺中就已经存在，但却是毕加索将之引至画面上，而脱离工艺的地位。首张拼贴作品《藤椅上的静物》与1913年的《吉他》，都是以拼贴手法实现立体主义的最佳诠释。

后期画注目于原始艺术，简化形象。1915-1920年，画风一度转入写实。1930年又明显的倾向于超现实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毕加索作油画《格尔尼卡》抗议德、意法西斯对西班牙北部小镇格尔尼卡进行狂轰滥炸。这幅画是毕加索最著名的一幅以立体主义、现实主义和超现实主义手法相结合的抽象画，剧烈变形、扭曲和夸张的笔触以及几何彩块堆积、造型抽象，表现了痛苦、受难和兽性，表达了毕加索多种复杂的情感。晚期制作了大量的雕塑、版画和陶器等，亦有杰出的成就。毕加索从十九世纪末从事艺术活动，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毕加索是整个二十世纪最具有影响力的现代派画家。毕加索的作品对现代西方艺术流派有着很大的影响。

毕加索是个不断变化艺术手法的探求者，印象派、后期印象派、野兽的艺术手法都被他汲取改选为自己的风格。他的才能在于，他的各种变异风格中，都保持自己粗犷刚劲的个性，而且在各种手法的使用中，都能达到内部的统一与和谐。他有过登峰造极的境界，他的作品不论是陶瓷、版画、雕刻都如童稚般的游戏。在他一生中，从来没有特定的老师，也没有特定的子弟，但凡是在二十世纪活跃的画家，没有一个人能将毕加索打开的前进道路完全迂回而进。

1973年，他静静地离去了，走完了92岁的漫长生涯，如愿以偿地度过了一生。

毕加索毕生致力于绘画革新，利用西方现代哲学、心理学、自然科学的成果，并吸收民族民间艺术的营养，创造出了很有表现感的艺术语言；他的极端变形和夸张的艺术手法，在表现畸形的资本主义社会和扭曲了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方面，有独特的力量。他的私人收藏，包括他自己及朋友的作品，都已捐赠给了法国政府。巴黎建有毕加索博物馆。

参考资料来源：

2023年是毕加索逝世50周年，艺术评论家杰森·法拉戈(Jason Farago)、罗伯塔·史密斯（Roberta Smith）、 威尔·海因里希（Will Heinrich）和尹卡·埃卢乔巴（Yinka Elujoba）邀请了10位艺术家来讲述毕加索是如何对当下艺术家产生影响的。

2022年7月，《斜躺的裸体》（Femme NUE Couchée）将首次拍卖。

毕加索是20世纪现代艺术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遗世的作品达二万多件，包括油画、素描、雕塑、拼贴、陶瓷等作品。毕加索是位多产画家，据统计，他的作品总计近37000件，包括：油画1885幅，素描7089幅，版画20000 幅，平版画6121幅。

跟一生穷困潦倒的文森特·梵高不同，毕加索的一生辉煌之至，他是有史以来第一个活着亲眼看到自己的作品被收藏进卢浮宫的画家。毕加索是国际公认的艺术大师，他一生的创作几乎反映和见证了西方现代艺术发展的重要历程，对世界艺术的推动也产生了极为重大的作用和影响，并极大改变了人们绘画创作与观赏的思维和方式。（《新京报》评）

从上世纪初，19岁的毕加索就崭露头角，彻底征服了艺术之都，成为巴黎最耀眼的新星。而这只是开始，巴黎只是毕加索的起点，这个来自西班牙的高贵的原始人在这里完成了对世界的征服。二战后，毕加索更是声望日隆，成为20世纪最具有魔幻色彩的天才。大众的喧嚣遮蔽了毕加索的本质，荣光与赞誉簇拥下的毕加索的本来面目已经变得日益模糊，被物化为一个时代天才的最后象征。更深一步来看，毕加索在赢得财富与声名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比如颠沛流离，落落寡合，孤苦伶仃。因为抱定浪漫理想主义，毕加索同历史与环境都有所脱节，因此毕加索的最大悲剧就在于，作为艺术家，尽管不断颠覆自我，但他总是找不到题材，总是不得不向自己发问，在晚期的绘画中不断出现的猴子形象，亦可看作画家无奈的自嘲与绝望。（《第一财经日报》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