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七年（1857年）二月，曾国荃因父丧回籍。夏，周凤山被太平军击溃，导致士气低落，曾国荃遂于同年九月在江西巡抚耆龄的保奏下，得到起用。临行，曾国藩“反复训诫（曾国荃）以和辑营伍，联络官绅”，以及“攻战之法”。曾国荃加紧部置合围吉安，曾在吉水三曲滩击败石达开援军。咸丰八年（1858年）初，因功升同知，赏顶戴花翎。后升知府，加道员衔。八月，对吉安发起水陆合攻，太平军御守不支，被迫突围撤离，吉安遂为曾国荃军夺取。至此，太平军在江西的重要据点失陷殆尽。曾国荃将所部裁遣仅留千余人，由自己统领赶赴曾国藩建昌大营。年底，三河镇之战爆发，湘军悍将李续宾所部被太平军歼灭，随营参与军务的曾国荃之兄曾国华亦在此役中毙命，曾国藩为此痛苦不堪。曾国荃借故回籍，将掳掠所得的大量钱物运送至家。次年（1859年）四月返抵曾国藩抚州大营，所部除千余旧勇外，皆为新募。自此，其军完全脱离湖南巡抚的指挥，成为曾国藩的嫡系部队。

主词条：安庆之战

咸丰九年（1859年）下半年，湖北巡抚胡林翼与曾国藩筹划部署对太平军控制的重镇安庆的围攻之役，最后确定由曾国藩部任由宿松、石牌进取安庆的主力。但因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率重兵援救太湖，集中兵力对付此援军成为湘军的当务之急，需有一统一指挥前线各军的主将。此任胡林翼属意于其部下的满籍将领多隆阿，但又顾虑曾氏兄弟持异，遂与之反复磋商。曾氏兄弟与多隆阿嫌隙颇深，但碍于胡林翼的私人情面，也不能不为军务大局计议，表示同意。曾国荃致函胡林翼，称赞多隆阿“忠勇绝伦”自己愿意“为之下”，以和睦诸将。胡林翼览后大喜，谓“能如此，国之福也”，于是奏请以多隆阿总统诸军。不过，曾氏兄弟一直把目光盯在围城取城的“首功”目标上，咸丰十年（1860年）四月，曾国荃便率军移扎安庆集贤关。外围打援任务，则由别部担任。

自咸丰八年（1858年）清军江南大营彻底覆没之后，镇压太平军全赖湘军一身，曾国藩得以出任两江总督兼领钦差大臣，亟酬“展布”之志。但太平军发动第二次西征，军事形势“奇险万状，风波迭起”。曾国藩一度困守祁门，几陷绝境。湖北后方也连连吃紧，胡林翼几欲撤安庆之围以回援湖北。曾氏兄弟坚意不动，认定“此次安庆之得失，关系吾家之气运，即关系天下之安危”，亲临前线指挥的曾国荃决心不惜血本，力守安庆壕墙。在湘军的顽抗下，陈玉成军几度进退，终未能有效地解救安庆，其精锐刘跄琳部全军覆没，军事形势急转直下。因被湘军围困日久，安庆城内军火粮饷极为紧张，曾国荃抓住时机，分兵两路，一面抗击援军，一面加紧开挖地道，以炸药轰城。同时，还在旧壕之后层层开挖新壕。虽然陈玉成军和安庆城内的太平军互相配合，浴血奋战，但终未能突破湘军的工事。

据时人记述，当时太平军“人持束草，蜂拥而至，掷草填壕，顷刻即满”，曾国荃军则“开炮轰击，每炮决血衢一道”，但太平军“进如故，前者僵仆，后者乘之……死无算而进不已”，一昼夜间，曾国荃军竟用“火药十七万斤，铅子五十万斤”。可见双方激战之情况。到咸丰十一年八月一日（1861年9月5日），曾国荃军轰倒安庆北门城墙，越壕进城，太平军将士已饥困得不能举刀枪，主将叶芸来以下一万六千人全部遇害。曾国荃纵容其军在城中大肆烧杀淫掠，以至“男子髫龁以上皆死”，“妇女万余俱为兵掠出”，湘军所掠财物“不可胜计”，“城中凡可取之物扫地以尽”。“湘军夺下安庆，使太平天国都城天京丧失了上游的一道重要门户和防卫屏障。

安庆之战，曾国荃又为湘军立了一大功。安庆的陷落，为进攻天京准备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清廷以曾国荃“智勇兼施”赏加布政使衔，以按察使记名，赏穿黄马褂，赏“伟勇巴图鲁”名号。随后攻克无为州（今安徽无为县），取太平天国粮仓运漕镇，因功赏头品顶戴。

同治元年（1862年）正月，曾国荃被授为浙江按察使。二月，升江苏布政使。因上海方面乞援，曾国藩本拟派曾国荃当援沪主帅，而曾国荃贪恋攻取太平天国都城天京（今江苏南京）的首功，同时也顾虑援沪“恐归他人调遣，不能尽合机宜，从违两难”，遂以“愿任其难”作为托辞。五月初，曾国荃在清军未按原计划出师前，率军急进，连下无为、巢县、含山、和州、太平府、东梁山、金柱关、芜湖、江宁镇、大胜关、秣陵关等地，会同湘军彭玉麟部水师直逼，进扎天京城下雨花台。曾国荃的急功遽进，在湘军内部舆论大哗，连曾国藩对此也极为忧虑，屡戒其谨慎行事，退扎待机。但曾国荃却认为：“舍老巢勿攻，浪战无益，逼城足以致敌。虽危，事有可为。”丝毫没有退兵的念头。曾国藩只好一面筹调打援之师配合，一面为曾国荃扩军，使其军陆续增至五万之众。

同治二年（1863年）三月，曾国荃被补授为浙江巡抚，仍留攻天京。是年夏间，太平军坚固设防的九袱洲亦被湘军攻下，天京与下游联系的唯一通路和粮道断绝，更陷于孤危之境。曾国荃采取军事进攻和政治瓦解双管齐下的办法，但其军也面临严重困难，一是瘟疫流行，再是饷需供不应求，闹饷争食事件不断发生，抢劫掳掠之风亦愈演愈烈，曾国荃“忧惶无计”，但竭力坚持。而从全局来看，太平天国方面明显处于劣势，天京孤城已难有回天之力。曾国荃极力杜绝其他军队染指，先后拒绝李鸿章部及白齐文的“常胜军”的支援，一手包揽攻城。

同治三年（1864年）正月、五月，曾国荃军先后攻下太平军在钟山上设防的“天堡城”和“地堡城”，夺踞形胜，遂在“天堡城”至太平门的龙脖子山上，层层排列大炮，向城内昼夜轰击。同时又将大量柴草堆得齐城之高，掩护在城下开挖地道，以装药爆破。待一切准备就绪，六月十六日（7月19日）正午，曾国荃下令点火，随着一声震天巨响，太平门附近的城墙被炸塌二十余丈，湘军冲进城去，天京陷落。

曾国荃领兵入城劫掠，擒获洪仁达、李秀成等大小将臣三千人，并纵兵焚烧抢掠多日，吞没大量太平天国财宝，大火七日不熄（具体内容参见“人物争议”目录）。

攻下天京后，曾国荃因功被赏加太子少保衔，封一等威毅伯，赐双眼花翎。但他并没有青云直上，反倒受到官绅的非议和清廷的追究。攻陷天京当天，按照曾国藩事先的安排，曾国荃与杨载福、彭玉麟联衔八百里驰奏报捷，随即受到清廷的严厉指责，抓住“大势粗定，遽回老营”一事横加罪名。究其原因，一是因为当时朝廷财政困难，都指望夺取太平天国的国库来救济，而他却报告洪秀全圣库已经没有金银，拒缴所得窑金；二则是他谎报洪秀全之子洪天贵已死，其实正是他的疏忽，才使他们得以脱身。未免招祸，曾国藩在试探出清廷的态度后，遂于八月二十七日专折代曾国荃奏请开缺回籍养病，九月初四日即得到清政府的批准。

曾国荃本就蔑视清廷，心怀不满，得知自己被迫隐退后，遂于大庭广众之中将自己的愤懑之情公开发泄出来，致使曾国藩狼狈万状。为了消解曾国荃内心的不平之气，待其四十一岁生日当日，曾国藩不仅专门指派能说会道的赵烈文前往劝慰，还亲自特写七绝十二首为他祝寿。

曾国荃因为“功高多谤”，遂称病开缺回籍。同治四年（1865年）七月，被起用为山西巡抚，他托病不就。次年正月，调湖北巡抚。三月抵武昌视事。同治五年（1866年）七月奉命帮办湖北军务，移师襄阳，组织“新湘军”镇压捻军任化邦、赖文光部，但败多胜少。及至同治六年（1867年）春，曾国荃所部彭毓橘军在蕲水被歼，其“新湘军”全部覆没。是年十月，曾国荃称病退职，数年间寂寂无闻。

同治十三年（1874年），曾国荃奉旨进京陛见。抵京之时，适逢同治帝驾崩，光绪帝即位之初。光绪元年（1875年）二月十五日，在召见奏对后，曾国荃被启用为陕西巡抚，五日后改任河东河道总督，治理黄泛，平稳水患。

光绪二年（1876年）八月九日，接替因病乞休的鲍源深任山西巡抚。他因病请求开缺，直到次年才莅任。正好遇到“丁戌奇荒”，灾荒绵延数省。曾国荃力行赈济，在朝廷给予的救助外，还向各省借贷，呼吁各界人士捐款协助赈灾，先后得到赈银一千三百万两、米二百万石，全活饥民六百万。灾后，他减轻徭役，节省民费。当时的荒政，“山西为各省之冠”。民众感其恩德，为立生祠。在光绪六年（1880年）的上谕中，清廷评价：曾国荃向来办事认真。山西迭被旱灾，该抚筹办赈抚善后诸务，尤能不遗馀力，俾地方得以乂安。现在时事多艰，朝廷方深倚任。

光绪四年（1878年）八月，曾国荃奏请按照两江的规定严格禁止山西栽种罂粟，如有发现，即刻将其地产充公。中俄关于新疆问题进行谈判时，曾国荃曾密奏筹边策略，以做到有备无患。

光绪六年（1880年）三月，曾国荃以旧疾复发为由告假并请开缺，清廷给假调养，并优诏挽留。不久后又召他进京。六月，因中俄关系紧张，故命其赴山海关督办防务，节制统带刘连捷、宋庆等部。曾国荃力疾督防，得到清廷褒奖。后因中俄改订条约议成而罢。

光绪七年（1881年）二月一日，补授陕甘总督兼兵部尚书衔，但他因病连连告假，获准归家调理病势。

光绪八年（1882年）四月十四日，署任两广总督。当时中法因越南问题冲突日剧，战争迫在眉睫。两广地处前沿，而曾国荃消积备战，持“此时衅端不可开，和好不可失”观点，主张“粤军不明作横海扬戈之举，但隐示勒兵观衅之形”。

光绪九年（1883年）七月，卸任两广总督，赴京陛见。他抵京后，慈禧太后“垂询法越事甚久”。十一月十九日，恩赐“紫禁城内骑马”。

光绪十年（1884年）正月四日，署任礼部尚书，十六日后，调署两江总督兼办理通商事务大臣。不久后实授两江总督职。是年夏间，曾国荃受命为全权大臣，抵上海与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谈判。他在会谈中表现得颇为软弱和笨拙，自己则以“舌战非其所长”来塞责。当时身处局外的李鸿章建议他不要以廷旨为限，应该相机行事，总要答应给法国赔款。曾国荃听从此议，擅自答应给法国方面“抚恤”银五十万两（合三百五十万法郎）。巴德诺以为数太少斥为由，称之为“笑柄”；清廷则对曾国荃严旨申斥。谈判以失败告终。

不久后，中法战争爆发，法军入侵沿海，朝中关于是和是战争论不下。曾国荃整治长江及海上防务，同时利用“上海关系诸国商务”这一条件，以镇静处事，避免法军的直接攻击。朝廷自中枢派文臣分赴沿海各省会办军务，福建的疆臣难以掌握兵权。曾国荃进言“权不能分”，朝廷也因他是宿将，特加倚重。随后，朝廷命曾国荃派兵舰援助台湾，他允诺遣五部前往，实际上只派去了三部，因此受道问责，最后以“革职留任”处置。而派去的兵舰也没有到达台湾，其中的两部折返到两浙海域，参与镇海战役有功。中法旋即议和，战事平息。

光绪十一年（1885年），朝廷进行京察，因曾国荃素有勋劳，故仅对他“开复处分”。光绪十四年（1888年），派兵平定合肥西乡刘文弼会众起义。光绪十五年（1889年），慈禧太后归政于光绪帝，推恩加授曾国荃为太子太保。

曾国荃治理两江共六年，《清史稿》称其“总揽宏纲，不苛细故”，能够使得军民之间相安无事。

光绪十六年十月初二日（1890年11月13日）未时，曾国荃在南京两江总督任上病逝，终年六十七岁。清廷赠其为太傅，赐金为他治丧，命江宁将军特往致祭，特赐谥号为“忠襄”；允许曾国荃入祀北京昭忠祠、贤良祠，并在湖南原籍、江苏省城为其建立专祠祭祀。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四月十四日，经江西巡抚瑞良奏请，清廷以刘坤一、曾国荃“保卫江西，功绩昭著”为由，为二人在江西省城建立专祠，列入祀典。

曾国荃作战善于运用战略战术。他征战一生，在大小战役中或综观全局，徐图进取，或运用奇兵，出奇制胜，或围点打援，不战而屈人之兵，或收降俘虏，以毒攻毒。其主要军事活动如下：

曾国荃从政期间积极探索，在传承前人吏治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一整套自己独特的吏治思想。

山西救灾

在曾国荃任山西巡抚期间，华北、华东、西北九省发生了罕见的灾荒（时称“丁丑奇荒”）。当时晋地久旱无雨，赤地千里。山西省1600万居民中就死亡500万人，还有几百万人口逃荒或被贩卖到外地。

曾国荃多方措款、筹粮，办理救灾度荒事宜竭尽全力。光绪三年（1877年）他起程奔赴山西之际，清政府已经下令：允许各省开设捐局。所以，曾国荃到山西时，手里已经拿上了户部发放的两千张空白“鬻爵”文本，可以筹措款项了。自此，山西得到清政府的多项赈灾政策，不能不说与曾国荃有关。当年8月，同样遭受灾荒的河南、山西两省，得到的赈灾救济是不一样的。山西其时已经得到了二十万两赈银、未藉京饷和漕折银十四万七千余两救济银两。同时，朝廷又把八万多石粮食给了山西，给河南的仅仅是四万多石。除了原有的二十万两赈银、未藉京饷和漕折银十四万七千余两之外，山西还得到李鸿章筹措的十万两银子。之后，朝廷又拨了二十万两赈银，而且又明确：七成归山西，三成归河南。几天之后，不知通过何种渠道，清政府认识到河南的灾情也一样厉害，而给山西的赈银似乎还不足以体恤民艰，所以就改为原有的二十万两赈银不再分配，全部划给山西，另外追加二十万两拨给河南。当地百姓对曾国荃感恩戴德，曾专门修建生祠，以纪念他。

置办洋务

曾国荃在署理两广、两江总督时，整顿海防，增添轮船、水雷等新式武器，扩建机器局，创办水师学堂。

修撰《山西通志》

光绪五年（1879年），曾国荃两次上奏朝廷，请示建立书局，重修《山西通志》，获准后即下全省修志檄文，设馆聘人，展开工作。曾国荃离任后，几任巡抚对纂修工作皆予以支持，《山西通志》遂于光绪十八年（1892年）付梓。

刊刻《船山遗书》

同治初年，出于对王氏守遗经书屋本《船山遗书》所收王夫之著作的不全和被任意纂改的不满，以及为推崇乡贤，提高湖南的文化地位，并用礼教重新聚拢士人的目的，曾国荃与兄长曾国藩共同刊刻金陵本《船山遗书》。该版《船山遗书》是王夫之逝世后出版的第一部带全集性的，影响最大的著作汇编。

郭嵩焘：“官保见解气度，涵纳万有，声望又冠绝当时，虽有桀骜横肆之才，亦皆俯首听命。”

翁同龢：

李鸿章：“易名兼胡、左两公，十六言天语殊褒，恩数更惊棠棣并；伤逝与彭、杨一岁，二三子辈流向尽，英才尤痛竹林贤。”

易顺鼎：“干国失三贤，哭大司马（彭玉麟）少司农（曾纪泽）才数月；易名足千古，合胡文忠左文襄为一人。”

赵尔巽等：

朱孔彰：“中兴拨乱，忠襄之勋烂焉。”

刘声木《苌楚斋随笔》：“湘乡曾忠襄公国荃，攻克粤贼伪都，勋名喧赫，人所共知，其识见卓越，亦非常人所能及。”

汪国垣：“昔年曾忠襄公以功勋重臣，曾署礼尚。”

曾国荃字子植，字沅甫（他自己有时写作“元甫”），号叔纯，故时人称“曾沅甫”“曾叔纯”。曾国荃字子植，又字沅甫，比曾国藩小十三岁，在曾氏兄弟中排行第四，在族中大排行则是第九，所以曾国藩在家书中常称他为“九弟”“植弟”“沅弟”或“沅甫九弟”“老沅”。

曾国荃在攻安庆，陷天京的过程中多次采取挖壕筑垒的战略，实行长围久困之策，以此取胜，因此有了“曾铁桶”的外号。他位加保傅，所以也被称为“宫保”。死后谥号“忠襄”，后世称“曾忠襄”。

曾国荃在政治军事上得志，家庭生活却给他造成烦恼。家室二位夫人，婚后多年仍无子嗣。二位夫人在家供奉菩萨，日夜香火不断，虔诚信佛，并常常叨念，要丈夫信佛求子，经常外出求佛。曾国荃随行，车来车往每年出入于名寺古刹，久而久之，他也潜移默化，信仰佛教了。

恰在这时，江南名刹岐山寺（今福建闽侯）得到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恩赐。因祸得福，重新修复火灾后的寺院，光绪钦赐寺名“岐山万寿仁瑞寺”并赐镇山宝物三件，拨府库金银若干，半副鸾驾，一路浩浩荡荡由北京运往岐山，并晓喻沿途百官，夹道迎送，诣旨：“着两江总督曾国荃具体督办。”曾氏喜不自胜，随携夫人共同前往进香，一路来到了岐山仁瑞寺。后应岐山主持高僧之邀，为新落成的“大雄宝殿”题写了匾额。曾总督时值春风得意，年轻气盛且写得一手好字，所以这块牌匾，入木三分，刚劲有力。揭彩挂匾之日博得百官、地方豪绅以及众僧和香客们的喝彩声。传说他的所作所为感动了佛祖，后来这位总督，果然子孙旺盛，但其显赫的地位却不能世代相传了。

曾国荃与彭玉麟在湘军中分别扮演了重要角色。但他们在曾国藩的领导下，非但没有和衷共济，反而还产生了嫌隙，给曾国藩造成过巨大的苦恼。究其原因，是因为以刚直著称的彭玉麟发现曾国荃部纲纪废弛，还抓住了曾国荃两名吸鸦片的战将。曾国藩是彭玉麟恩师，但彭玉麟却不顾师生情谊，毅然提笔三次弹劾曾国荃，致使曾国藩大怒，写信给他责问自己弟弟到底哪里得罪了他。

《苌楚斋四笔》的作者刘声木根据晚清“清流派”的要员张佩纶的回忆记述道：曾国荃平太平天国起义时，已“深恶泰西各国”，但鉴于其“兵强”，而不敢轻意妄动。他曾告诫自己亲近的人说：“如果要与西人开战，有十六字的箴言，你需要谨记：‘先到先败，后到后败，同到同败，不到不败。’”光绪年间，曾国荃与张佩纶谈到咸丰、同治年间的用兵之事，称自己曾对曾国藩说：“等到粤贼（指太平军）平后，先打捻子（捻军），后打回子，再打鬼子（指西人）。”但被曾国藩劝止。曾国荃夸言：“如果按照我说的去办，怎么会有左某（左宗棠）、李某（李鸿章）的名分官位。”张佩纶力劝：“如今捻、回虽已平息，尚有鬼子，世叔（对曾国荃的敬称）立功还不迟。”曾国荃却回答：“只有这一件事，我不愿再办。”张佩纶乘机询问那十六字箴言是否是他自己说的。曾国荃笑着问张佩纶从何人处听来的，张佩纶实情相告。曾国荃听后，也只是戏称此人怎么能泄漏天机，一笑而罢。

在安庆之战中，光是攻破太平军在集贤关内和菱湖两岸的营垒的一月内，曾国荃及其所部湘军便杀死了上万太平军。战争的激烈、残酷，超过了湘军以往参加的任何战斗。除在战场上杀戮外，湘军又把投降和被俘的太平军集体屠杀，屠戮之惨状，连性格蛮狠、凶残的曾国荃手脚都感到瘫软，表示打完这一仗后，他要回家做乡农了。

安庆城破后，城内太平军无力抵抗，主将叶芸来等16000余官兵投降。湘军占领安庆后，曾国荃命令将投降的太平军分成100人一批，轮流叫他们进屋领路费，进屋后便由刀斧手捆绑起来，从后门押出去砍头，整整砍了一天一夜，杀完1万多人。从此，曾国荃也得了一个“剃头匠”的绰号。

老师：刘崐，任湖南学政、湖南巡抚时与曾国荃常有来往，有师生之谊。

友人：郭嵩焘、翁同龢等

曾国荃的遗著有《威毅伯印略》、《曾威毅伯手札》1卷、《曾国荃信札》等，长沙人萧荣爵将其著作结集为《曾忠襄公全集》，内含奏议32卷，书札22卷，批牍5卷，文集2卷，附年谱4卷。岳麓书社2006年出版有《曾国荃全集》6册。

其参与编撰（或领衔）的作品数种，现列出如下：

曾国荃工古文词，流传下来的诗词、联语、题铭共48篇。《湘潭历代楹联选》还收录有曾国荃作楹联《挽塔齐布》、《挽左宗棠》（两联）、《挽彭玉麟》、《题故居》（两联）、《自题》（三联）、《赠赵烈文》、《赠崑山一兄》。

曾国荃善书法，其楷书有颜家（颜真卿）法则，其兄曾国藩曾对曾国荃的楷书“爱之不忍释手”，承认自己“楷书不如沅弟（曾国荃）”。近人马宗霍《霎岳楼笔谈》评价：“忠襄专意率更，腕空笔实，方整中有疏密之美，书学虽不及文正，书才或谓过之。”传世书迹甚多，以楷书居多，严整端正、苍劲有力，有碑派书法的神采。

（部分书迹参考资料）

曾国荃及部下湘军因在平定天国中嗜杀成性、侵吞财宝的行为，招致后世的猛烈抨击。据曾国藩的女儿曾纪芬记述，自己的九叔每克一城，必令放假三日，任凭兵勇烧杀抢掠奸淫，而大发横财之后则必回籍购置田产起盖大屋。其为人复张扬跋扈，不知禁忌，早在攻陷天京前即已恶名远扬。

待到湘军入天京城后，在曾国荃纵容下，对太平天国有深刻仇恨的湘军大肆杀载天京军民，到处挖掘窑藏，掠夺财宝。城破后，湘军抢劫天京10余日。开始抢劫的目标是诸王王府，后逐户抢劫市民百姓。再后来则是挖地拆屋，掘垃开墓。在劫财过程中，不仅杀死财产的主人，而且相互争抢火并。当时整个天京城都是湘军忙着搜寻财物，大街上挤满肩挑手提，结队成群抢劫而归的湘军士兵。一些不敢参加抢劫的文员，就出钱争购士兵抢来的脏物。曾国荃个人在此过程中所得金银细软、稀世珍宝盈筐满箱，难计其数，据说“于此中获资数千万”，其贪婪残暴之名于是遍闻天下。民间流传曾国荃的吉字营湘军掳掠的金银如海、财货如山，一时间，长江上成百上千艘舟船，满载这些财宝驶向湖南。清末学者王闿运在《湘军志》中认为“江南资货，尽入曾军”。

受曾国藩委托前来天京的幕僚赵烈文，自天京攻破之日便直接请曾国荃出面，制止杀掠，加强防卫，别让太平军要人逃走，但曾国荃拒不接受。结果由于湘军破城后竞相烧杀淫掠，炸开的豁口无人把守，幼天王等千余人竟得以脱身。后来，湘军之间更是互相争掠、火并。赵烈文亲拟条文，让曾国荃签字，他仅同意部分条文，签署布告，禁杀良民、禁掠妇女。就是这个命令，也遭到了湘军大部分将领的反对。

据萧一山称，攻破天京后，曾国荃及其部下将领曾集体劝进曾国藩，欲仿陈桥兵变故事，拥立其为帝。

为了掩盖他们抢掠的罪迹，曾国基以下将官攻进城去，一面杀人，抢劫，一面四处放火，焚烧房屋。初次入城，太平军与敌进行了顽强的决斗。当守军及城内官民感到必死无疑时，也放火自焚，并焚烧房屋财产，打算与城俱焚。但在抵抗者被屠杀殆尽后，湘军为了销毁脏证，开始放火焚城。大火自同治三年（1864年）六月二十六日（7月19日）烧到六月十四日（7月27日），因为天降大雨，才慢慢熄灭。经过杀、掠、焚烧，使这座六朝古都变成了一片丘墟。以致于曾国藩等人都不打算在这里置两江总督署，准备移署于扬州。可见南京被湘军破坏得何等严重。

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刚被送至雨花台大营，曾国荃就企图将之杀害，理由是“恐有献俘等事，将益朝廷骄也”。

由于曾国荃把湘军抢劫进贡给他的银钱回乡抢购田产，使舆论沸扬，称之为“老饕”。清政府知道了这一情况，以严厉的态度和口吻警告曾国荃等人不可骤胜而骄，并追问天京“贮金”与幼天王的下落。经曾国藩极力辩驳，婉转对抗，这才使曾国荃等得以保全。

在清末民初文学家黄小配创作的小说《宦海升沉录》、现当代作家高阳的小说《胡雪岩》及当代作家唐浩明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中均有出场。

《清实录》咸丰、同治、光绪朝部分

《清史列传》

《清史稿》卷413《曾国荃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