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田四吕

更新时间:2023-05-20 20:29

吕大忠吕大防吕大钧吕大临兄弟四人。吕大防官至宰相,主持元祐政坛八年,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则先后从学于张载、二程,与关学、洛学都有密切的关系。四吕的著述宏富,在经学、史学、金石学、地理学、文学等方面都有突出表现,部分著作还有开创之功,对当时以及后世的文化学术都有重要影响。

简介

北宋时期,蓝田县吕姓人家,有兄弟四人皆聪慧好学,进士及第,故得“一门四进士”的美名。其中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最早都师从张载吕大防虽未随其学习,但对张载帮助甚大。可以说,关学的领袖和思想支柱是张载,关学的政治经济支柱是蓝田诸吕。 蓝田四吕”均在北宋朝廷担任要职,而且在文化、学术领域颇有贡献

吕大忠

吕大忠(1020年—1066年),字进伯,其先祖为汲郡人,因祖父吕通葬于京兆蓝田(今西安市蓝田县),遂家定居蓝田。吕大忠共兄弟五人,四人登科及第,其中吕大忠吕大防吕大钧吕大临都被《宋史》立有传记。

熙宁元年(1068年),宋神宗即位,为了富国强兵,召王安石进京,委以宰相重任,让其主持变法。王安石为了变法顺利,便派出多人出使邻国议和。吕大忠范育接到使命,权衡再三,认为不妥,吕大忠便写了奏章,着重指出此时和邻国议和,的确不好把握,处理不当反会损坏国家利益。因此他认为,此时不可主动前去议和。后来和刘忱一起派住辽国商议代州(今山西代县)以北的领土划分之事。这时吕大忠之父病逝,吕大忠随即赶回蓝田奔丧。丧期未满即被召任知代州。辽使来到代州不坐为他们安排的次席却占主席位置,吕大忠见此情景愤然大怒,将次席搬移到长城以北。辽使无奈,只得听从吕大忠的安排。在领土划分问题上,辽使提出,只要把代州割让给辽国,辽国就不再侵犯宋朝,从此两国和平共处。神宗准备同意此条件,吕大忠站出来说:“彼遣一使来,即与地五百里,若使魏王英弼来求关南,则何如?”宋神宗不大高兴,问道:“卿是何言也?”刘忱说:“吕大忠的意见关乎国家大事,此事陛下一定要三思而行。”当时的文武大臣一时也都拿不出好方案,就将此事暂搁下来,随即把刘忱召回三司,吕大忠也赶回故乡为父守孝。最后宋辽两国以分水岭为界。

吕大忠为人耿直,言行一致。在他知秦州时,州判是科举状元马涓。一开始马涓常以“状元”自称,吕大忠见状后对马涓说:“状元之者,及第未除官之称也,既为判官则不可,今科举之学既无用,修身为自己之学,不可不勉。”劝解马涓不要留恋于科举牌子,应从实际出发,采用经世致用的办法修身养性,不断提高治国之道。他常常教导马涓勤政带民的方法和道理。马涓十分感激,虚心拜吕大忠为师。

吕大钧

吕大钧(1029—1080),字和叔,吕大忠二弟,他从小就胆识过人,文才兼备。北宋嘉佑二年(1059)中进士,被授予秦州(今甘肃天水)司里参军,后任延州(今陕西延安)监折博务、三原知县、后供(今福建福州)知县等职。当被荐知泾阳时,父病逝,他赶回奔丧。三年丧期满后,吕大钧自以为学识尚浅,于是他便辞官回到蓝田,开始传授张载学说,后来许多大臣都推举吕大钧为王宫教宫,吕大钧不负重望,特写了《天下一家中国一人论》献上,文中描绘了建立“外无异人,旁无四邻,无寇贼可御,无闾里可亲”的共和大家庭的构思。被即任以凤翔寻监船务官和制改宣议郎等职。元丰年间(1078—1080),时值宋朝用兵西夏,吕大钧是富廷(今陕西富县至延安一带)转运司副使。一次,种谔率兵出塞外,可军需还没有接上,转运使李稷恐受军法,打算回安定(今陕北王家堡一带)取粮草,就派吕大钧向种谔请示,种谔得知后,怒道:“吾受命将兵,安知粮道,万一不继,召稷来,与一剑耳。”吕大钧李稷求情,种谔听了吕大钧的解释,表示解释,但嘴上却说:“君欲以此报稷,先稷受祸矣!”吕大钧不仅不怒,反讥笑说:“你以为这些话就能吓倒我吗?我奉命前来向你请示,你把我杀了,我毫无怨言,惟恐你会因此而受过。”种谔见吕大钧刚直不阿,只好同意吕大钧的意见,这才允许李稷免受处置。时间不长,吕大钧在任上病逝,时年五十二岁。

吕大钧死后,范育给他写了墓志铭,称吕大钧“是诚德君子”,说吕大钧一生性格醇厚正直,刚强勇敢,言行一致。能以孔子求学必有远大理想来激励自己,以孟子积德行善为榜样,以颜子克求仁义来自勉,力图由诚学的精神达到明白事理,且为此目标奋斗不止。他不因别人都停止不前而陷入困惑之中,也不因为少数人的看法而顺从。他不随着时势的变化而动摇自己的观点,而为能够“继承孔孟之绝学,阐物儒家礼治”这个宗旨而奋斗不息,力求使自己成为鸿儒。连吕大钧之妻种氏也效仿他为其父办理丧事的做法,不用乡风野俗,而是严格依照儒家礼制将其安葬。其子吕义山也深得父传,后来也成了大学者。

吕大防

吕大防(1027—1097),字微仲。仁宗皇佑元年(1049)进士。在吕氏兄弟中,吕大防的官当的最大(1049年举进士第),宋哲宗元佑年间曾任宰相。他虽不是张载的门人,但《宋元学案》记载其人与张载同调,张载辞官回横渠讲学后,吕大防曾向宋神宗再次举荐复其官职,后张载被诏为太常礼院,因与礼官不合,辞官行至临潼,病逝馆舍。

吕大防不但是北宋名相,在政治、军事方面有所作为,而且是一位在经学、地理学、文学等方面都很有造诣的学者。

吕大临

吕大临(约1042—1090),字与叔,号芸阁。吕大临时我国考古研究第一人。他先后担任太学博士、秘书省正字,掌管典籍的校勘、刊印和发布。他一生致力于学术研究,精通《六经》,尤其精通《三礼》。南宋时理学集大成者朱熹说,吕大临的学术成就高于当时与他并称的诸家,程颢称赞其学问是“深潜缜密”,可见吕大临学术造诣之深。

吕大临自幼就受环境的熏陶,非常热爱学习。青年时代就勤于治学,经常与兄长们探讨古书中的问题。他在读书和治学上,曾有一些独到的见解,仍可作为我们今天的借鉴。

他说:“读文务以精熟背诵为主,诵之不差一字,方知其命意之所在,精粹之可取。”他的意思是,读书必须背诵得非常熟悉,能背诵地一字不差,才能知道文章的命题立意所在,有哪些精华可以汲取。不过,对于他的见解,我们应当这样理解,青年人读书当然不必凡书都要背诵,但对具有代表性的特别好的文章,精熟背诵还是很有必要的。只有背诵得越熟悉,才越能加深对文章的理解,领会它的精华所在,从而加以汲取。

他认为从事学术研究,不要走一般人已经走过的道路,也就是不要重复前人已有的见解,而要寻找前人没有攀登过的高远的境界。历尽艰难险阻,经过刻苦勤奋的钻研,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才会有突破性的重大成就。吕大临正是这样做的,终于成为一位学术造诣颇深的学者。他深受张载哲学思想的影响,因而继承和发展了张载的学说。他更是娶了张载弟弟张戬的女儿为妻,使吕家与张载亲上加亲。

张载在伦理观上有个重要观点是“性善论”。他认为人和万物都是“气”之所聚,而“气”本来的“天地之性”是纯洁的,因此人应当修身养性,保持先天的善性,将社会建设成为一个和睦的大家庭。张载认为,“天性”的道德的主要内容就是一个“诚”字,他说:“君子诚之为贵”。吕大临则在《克己铭》中说:“大人存诚,心见帝则”。他的意思是,应将“诚”看作是做人的最高准则。“诚”是古代儒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孟子》和《中庸》都多次谈到,指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吕大临所追求的就是这种崇高的精神境界。

吕大临对待朋友,总要以诚相待。当时,他的朋友富弼,曾在朝廷作过多年宰相,本来政治上十分进步,曾和范仲淹一起建议改革朝政,但后来政治上受了挫折,在家里信起佛教,追求长生不老,以逃避现实。吕大临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即诚心诚意规劝富弼改正。他致信富弼说:古代的进步之士担当大任的,都以圣贤之道醒悟人民,既成就自己又成就别人,怎能以官位之升降、体力的盛衰,而改变自己的意志。现在人们怀疑儒家之道,而轻视礼义。因此现在为提倡儒道,革除坏的风俗,就要依靠您的力量。如果您将精力转移,气节改变,奉佛以求自己长生,这是山谷避世的人独善其身的做法,完全不是世人对你的期望啊!

吕大临在信上直言不讳,对富弼逃避现实,只求个人长生不老,诚恳地提出了批评。这表现了他以一腔热血,为进步事业而奋斗,积极追求用才于世的风貌。而富弼读了这封信,也深受感动,觉得自己错了,立即复信表示感谢。

张载创立的学派———“关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学贵致用”。吕大临发扬了这个传统。他并不是光钻研学问,而十分注意关心国家大事。当时,很多做大官的任人唯亲,对有才能的反而予以嫉妒。针对这种弊病,他主张改革用人制度,要选贤任能。他认为,治理国家,重在得人,只恐怕人才不足,何患于多呢?他指出当时选拔人才的流弊在于:本来人才十分缺乏,但却用人不当,没有才能而做官的到处都是,考察政绩大都无所作为,有的甚至为害于民。因此,他竭力主张改革考试方法和学制,选拔真正有学识、有能力的人才,委以重任,任用之后还要勤于考察,胜任者留职或者提拔,不胜任者降职甚至罢除。他的这些改革主张,有的放矢,颇有见地。范祖禹以其勤奋好学,人品出众,曾向宋哲宗推荐,任他为太学讲宫,但未及抵任而逝,终年48岁。

吕大临一生著述其丰,现在我们能见到的有《礼记解》十六卷,《大学解》、《中庸解》各一卷。这些著作在宋明哲学史上有一定的地位。除此之外,吕大临还是最早对青铜器及其铭文进行了系统研究的学者,他的金石著作《考古图》(十卷)体例严谨,收录了当时秘阁、太常内藏等宫廷和民间38家收藏的青铜器、石器、玉器共238件,而且大都价值极高、造型精美,是青铜器中的精华。这本书和《考古图释文》已成为珍贵的文物资料,为我国现代考古学、古文字学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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